李洪林：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
我当时还没进《读书》大门。但是以后却不断要为此文去向领导作检讨。我当秘书出身，作检讨是行家，所以不以为是什么负担。由是收集了不少关于《读书无禁区》的材料，听到不少宏论，倒是一乐。我收集到了此文手稿，于是知道文章原名是：《打破读书禁区》。读了原标题后，看全文，觉得文章实在没多少违规，但不论如何，既然说要检讨，还是非得检讨不可。最近有人写文挖苦说作检讨是“自渎”，大概不大了解当时这种行为名曰自愿，其实还是强迫的。我最后一次检讨，准备得比较充分，很想要“深刻”一下。不料那天上面临时忽然发现《新华文摘》出了大事，要他们“深刻”，不让我说话。事后估计，可能是主持其事的出版首长杜导正先生有意放我一马。
李洪林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四人帮”打倒了，但是，有一个原则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作者引举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22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他还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尽管引举了毛泽东，又在下面大段论述对读书不能放任自流，但书中居然提出：“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提出读书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是一个大问题。李洪林当时官居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自然更是问题。我纳罕，在当年，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一部分读者，不解容忍“读书自由”这提法。更不要说许多理论方面的笔杆子正式指责此文的要害是反对出版工作的“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还有奇怪的是，李洪林为文，即使引举毛著，也不加“同志”两字(更未加“主席”等职衔)，这在当时也属犯禁之举，很受到一些责备。
直到1985年，此事才算稍加平息。三联书店当年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以李洪林的文集《理论风云》为第一本。这本书又以《读书无禁区》为“第一场风波”。李洪林很大度，把编辑部改过的标题没有改回来，而且声言，“凡受批评之处，一律不再改动”。此书印了两万册。1992年6月李君写信来要买两册，已经不易找到，现在想必更是见不到了。
不见李洪林久矣!到了今天，提到《读书》，人们总还得先提这篇名文。这消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捎给他呢!
李以洪：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经常想起一位已经过世的女作家：李以洪女士。
我同李以洪不算很熟。见过面，聊过天，也许还吃过饭。知道她在剧协工作。英年早逝，也许只有五十多岁。
说到这位女士，是因为她写过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发表在1981年第二期《读书》杂志上。当时，我刚编了一年杂志，什么都还生疏。《读书无禁区》并不是我经手的，却轮到我出面去作检讨。由此才知道编杂志这件事的厉害，开始尝到味道。但是到1981年初，陈翰伯先生找我，说他要用编辑部名义亲自写一篇《两周年告读者》，要我提供资料。我看了他的初稿，自然佩服至极，只提出，可否为《读书无禁区》说几句话。老先生听我说完，立即表态：我支持这篇文章。于是在“本刊编辑部”署名的《两周年告读者》中加了一段话，明确表示“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陈老还特别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今后“思想要活跃，形式也要活跃”，反对“摆起面孔训人”。这位老先生的这一番话，使我从沮丧消极中回醒过来。
就在这时，收到李以洪女士的稿子：《人的太阳必然升起》。文章写得真精彩，读得我们编辑部全都拍案叫绝。李文要求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说“三十年来，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和崇仰无限制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但是神封的大门一旦被实践推开，巨大的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丰富的精神蕴藏就会在实践中焕发光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会实践的领域都将迸发着摧枯拉朽、振聋发聩的声响和火光，以此欢庆历史新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人的重新发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重新发现。”“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但是，文章能不能发，我仍然很拘谨。想想陈翰伯的态度，他一直鼓励我们思想解放。但请示他，似乎太严重了，不得已，就请教主编陈原先生。陈老挂名主编，其实一切都让我们做主。我把文章给他，他读后立即回话：一字不改，全文刊登。
文章登出后，自然又少不了上面通报批评，我们作态检查。但我心里很稳，一点不慌乱。同陈原老屡屡谈起其事，他总是一句话：要相信马克思。后来，一位非常有威信的作家写了一篇批评文章：《狗的月亮已经升起》，对李文进行了可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到这时，两位陈老给我们垫的底气，使我们仍然一以贯之地执行思想解放的方针。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偶然在书店见到这位很有威信的作家重新出版的文集，用心翻查，似乎《狗……》这篇名文并未收入。可见，到几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思索一切的时候，也就一切明白了。
我由是懂得，编杂志要出好东西，首先要有李以洪那样有勇气有才华的作者，同时更应该有领导给我们足够的底气，使我们在编时尚的文章时具有充分的历史感。
（摘自《任时光匆匆流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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