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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2年04月01日 星期日

    你喜欢民国吗?

    凌云岚 《 书摘 》( 2012年04月01日)

        2005年悄然问世的民国老教材,从2008年始,销售量突然开始上扬,到2010年最终脱销,2011年又有新的品种加入。这一销售“奇迹”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甚至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在此之前,已有民国故事、民国人物、民国大学、民国建筑与服饰热兴起并持续着,有人认为对民国文化迷恋的背后,其实就是对当下的批判,也有人认为纯粹是“故造前朝繁华象”。那么,你喜欢民国吗?

        民国教材的“玄机”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在出版社方面看来,热销的背景恰是当下的“教改”,对于当代语文教材的不满促使学校和家长将目光投向这批民国经典;对家长而言,老课本的内容“不失儿童的天真”,再配上精美插图,无疑是不错的儿童启蒙读物;教育界人士则称:民国老教材提供的是“国学”、“传统文化”、“童趣”、“真性情”……简而言之,就是当下教育中缺失的部分。以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又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就教材本身而言,直接拿民国时期的教材和当代的语文教材进行优劣比较,其实并不科学。如果不是非要分出高下,对比阅读之下,第一感觉大概是,民国教材确实有种特殊的“味儿”,使其区别于时下的通行教材。这种“味儿”,部分来自于历史造就的“陌生化”,却又不尽于此。要追溯这种特殊的民国味道,只能回到这批教材编写的那个时代。毕竟,决定教材编写的,是其依托的整个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氛围,前者切实可考,后者则只可意会。“氛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

        《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者叶圣陶和丰子恺,都有相当丰富的中小学教学经验,及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丰子恺在散文《儿女》中直言,他最关心的四事是“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熟悉他的人不会忘记他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中对自己的描述——一个“四十九岁的孩子”,因此他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曾感慨因为竞赛、考试、分数,中国正在“失去孩子”,成为“大人的世界”。显而易见,在丰子恺的教育理念中,“儿童”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世界,拒绝儿童教育中的功利性、虚伪化,强调美感的培育和童心童趣的涵养,才是丰子恺所认同的教育理念。

        至于如某些专家所言,民国教材的热销与时下的“国学热”有关,则完全成了一种一相情愿的“误读”。毕竟,叶圣陶、丰子恺、魏冰心、张元济、庄俞等人在编写这些教材的时候,所希望的恰是它们能与传统的蒙学教材有所区别,成为能够取代后者的现代国语教材。要从他们的教材中去感受“传统”的魅力,这大概是这些教育家们所最不愿见的吧?

        “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大概正是当下教材编写者所不具备或“不能”具备的。

        从民国教材到西南联大,整个民国时期的教育似乎都在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再将视线拉开,不难发现,这还只是整个“民国热”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对民国的怀旧、回忆、叙述和想象,“民国”已经构成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热点。以出版界而言,大量和民国人物相关的回忆录、传记或借助私人记忆,或通过家族历史,构建出一个风华绝代的民国世界,这里有“最后的闺秀”、“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老克拉”……这“最后”自然而然地将那个世界和当下之间划下界限;而对于影视圈而言,民国是取之不尽的题材来源,民国服装、民国建筑、民国故事均可以在影视中造就一种怀旧情怀,甚至带动时尚风潮;即便是最为“新潮”的网络文学,也生产出“民国文”这一“文体类型”,所谓“民国文”,在内容上并没有特别之处,包含了时下网络文学中热门的各类题材,如言情、穿越等等,特别的只是它们的背景设定均为民国时期,而这一类型的小说也自有一群忠实粉丝,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虚拟的“民国世界”的风情。

        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建构、回忆甚至消费,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我们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中是否包含着想象的成分,还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外物来帮助我们认清当下?而如果这是问题所在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最终选择了“民国”作为我们记忆和想象的承载体?

        记忆·想象·当下

        要解释清楚民国的魅力何在,是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民国”的面相异常丰富,对于不同人群来说,“民国”一词所包含的东西也大不一样。通过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日常物品、书籍、家庭故事……来接触民国,也许是很多人共有的回忆民国的开端。这也是民国魅力中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部分:因为离我们不远,民国为我们的怀旧、回忆和言说遗存下大量真实可触的“线索”。对于很多人来说,相较于古代中国,民国世界当然更为可亲可近。

        有意思的是,虽然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但同时它又给怀旧提供了必不可缺的“异质”感——它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那样鲜明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断裂,更是一种文化的断裂。从文化层面看,民国时期虽然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时期,但新旧文化之间的连接依然存在。单以文化的承载体语言为例,在日常生活中,文言文的使用仍随处可见,包括政府公文、报纸、书信等等。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还通过家庭、教育、阅读等途径影响到下一代,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很多小学生能写出通顺文言作文的原因。

        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的文化变革有相当激烈的一面,但这种文化变革并非是排他而单一的,“五四”时期既有激烈如“全盘西化”的呐喊,同样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昌明国粹”的呼吁,不同的文化理念均可能通过学校的教育传输给下一代。最典型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既有激进如《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也有保守如《国故》类的学生刊物,且都能得到校方的支持。学衡派的吴芳吉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主持校园刊物《湘君》,大部分作品都来自于他的学生,以文言创作的诗词文赋为主,这一份刊物,便足以显示出当时中学生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素养。诗人牛汉在口述回忆录《我仍在苦苦跋涉》中称,民国时期,文化传统在民间社会其实一直在延续,最能说明这一状态的,就是虽然历经各种政治革命和文化改造运动,但当时乡村的人们仍然保持着对孔夫子和关老爷的崇拜,他们的庙宇也能经历种种冲击得以保留。这一大传统的被连根拔起,是解放之后借助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完成的。正是由于这种“既传统也现代”的特殊境地,“似远还近”的民国文化氛围反而成就了当代人的怀旧情怀,使得民国成为那文化断裂处仅存的一座桥梁。

        不过,民国在另一些人眼中可并不美好。2011年1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请来陈丹青、贾樟柯、钱理群、张大春、王军等人,围绕“民国”进行讨论,成就一场对于民国的集体回忆。当豆瓣网上登出广西师大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时,就有人在后跟帖作诗一首:“小资教授情怀党,闭目塞听著述忙。因嫌今日薪水少,故造前朝繁华象。开口民国贵族气,闭口旧都传承长。谁记太太客厅外,杂院饥民饿断肠。”这首诗很能代表反对“拜民国教”者的意见,在与谢泳的对谈中,推崇“民国范儿”的陈丹青曾特别提到,有些人给他寄来一些很难看的民国照片,譬如穷乡僻壤的贱民、长相难看的官员等等,以此来证明民国的“丑陋”。在这些批评者的眼中,对民国的迷恋使得当下的民国叙述中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最典型的便是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好”,而无视民国的种种缺陷。民国的贵族气质、文化古都时期北平的迷人气氛、太太的客厅所代表的文人精神……这些固然是民国,但在这些之外,民国还有杂院饥民。还有战乱连连,还有不平与动乱,还有国力的衰微,这些不也是民国吗?

        也许正是如此,民国的“粉丝”在对民国的回忆和叙述中,更多地将重心放在文化层面,因此教育、文化人、传媒、艺术等方面会成为民国怀旧中的“重头戏”。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民国范儿”。“民国范儿”意味着什么?陈丹青的回答总是描述式的,“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民国范儿”本身的含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这个词,也更多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民国的“人”,而非“国”。于是,当下的民国记忆在很多时候,呈现的多为“民国人”的传奇故事,但衬托这些身影的那个“大背景”却总是显得有些模糊。

        每个个体对于历史的记忆和言说都会有“想象”的成分,或者说,我们只看自己愿意看见的那一部分。

        对民国的回忆中既然存在着“想象”,那么,这种想象究竟因何而生?答案其实很简单,所有对于民国的想象,其实最终都指向“当下”。民国成了现实社会的一个对照物,消逝了的民国有文化味、自由、洒脱、优雅,处处彰显出当下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我们其实是在借助民国批判当下:对民国教材追捧的背后是对当下教育制度和现状的极大不满;对民国人风范的景仰则是对当代人人格缺失的失望;对文化古都的追怀,又何尝不是对当下人文精神弱化的失落?也正是基于此,即便关于民国的记叙有着片面、想象、残缺等因素,我们中的很多人仍然选择相信那段历史的传奇性,这种相信本身便已成就一种“姿态”和“立场”。

        然而,关于民国的记忆和言说如果停留在此,那么民国将只能是一道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线”。所有指向当下的民国记忆,最终应该转化为改变当下的一种资源。民国教材的重见天日,如果引发的不仅仅是家长们的抢购,而最终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个时代间不同教育理念的比较,认识到这是强调自由、个性、独创与强调功利、规范和模式化这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结果,那么民国教材热也许不会成为“一阵风”。钱理群曾经谈到,很多老师在讲授鲁迅时仍用传统的讲授方法、套路化的阐释框架,这是造成学生不理解甚至厌恶鲁迅的主要原因。鲁迅的作品本身并没有变化,决定其讲授效果的不是作品——教材,而是讲授的方式和理念(钱理群《今天,还需要鲁迅》)。后者如不改变,即使拿民国教材来做正式的语文教材,恐怕也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摘自《话题2011》,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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