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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2年04月01日 星期日

    讲“中国模式”为时尚早

    章百家 《 书摘 》( 2012年04月01日)

        近几年,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渐趋高涨,既有国内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同时也有社会问题无法回避的原因及有国际关注度日益增加的催化。但章百家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最终会改成什么样,最终的目标,特别在体制方面还相当模糊。因此——

        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看法很不一致。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对“模式”的定义不同。我是做历史研究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现在仍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谁也说不清楚,中国的改革最终会改成什么样,还要改多少年。最终的目标,特别在体制方面还相当模糊。现在就说已经有一个“中国模式”,恐怕为时尚早。    

        近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发展的因素很多。仔细分析一下,其中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也有不少因素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过,带有共性。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比较巧妙地把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这个转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第二,借鉴了外国的经验;第三,吸收了自己以往的经验教训。迄今,中国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但转型的过程尚未完结,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面临的难题不少。在这个背景下,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无论最后结论是什么,讨论本身是很有益处的。  我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时有一个体会,中国的转型是个不断试探的过程。如俗话所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中国渐进改革的突出特点。改革启动之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有对象,无目标,至少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是原来的计划体制,是原体制中那些已被人们认识到的弊端和缺陷,但要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并不明确。这一点从邓小平的不少讲话中都能看出来。他在谈一些重要问题时,常用否定式,而不是下定义。例如,社会主义是什么?他只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认识还不很清楚。我体会,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凡是没做过的事情都可以试,凡是做过的傻事就别再干了。在改革过程中,那些老一辈领导人常常提起以往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在改革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部分内容往往被人忽视,没有写到书里去。同时,还要注意,中国的改革受各种因素产生的“合力”影响,其各阶段的发展也往往与人们事先的设想或预料不同。    

        前两年,我做过一个课题,比较中国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即中国是怎样走向计划经济的,又是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我发现,它们是两个环节类似但排列顺序相反的过程,是两个反向过程。在前一个过程中,顺序是取消金融和证券市场,控制物价,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最后是通过三大改造,建立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体制。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首先放松物价管制,允许劳动力流动,最后一步是建立证券金融市场。当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时,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市场经济已经作为一个新生儿出现了,只是没有正名,发育还不完全。这两个过程,都与人们当初的设想有很大差别。    

        例如,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搞计划经济,是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设想是实行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那时,中共领导人认为,要建立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仅用7年就结束了。为什么这样快?我的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受到6方面因素的影响。简单说:第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第二,国民党遗留的“统制经济”体制对新中国影响重大。在这一体制中,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占中国总资本的50%以上,占工业资本的80%以上。这使得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后,可立即建立起国营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这部分经济中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第三,为扭转恶性通胀和长期财政赤字及保证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事实上,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前夕,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私营企业已被纳入计划体系。第四,冷战切断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要获得外援和开始工业化建设,只能与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东欧接轨。第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加快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提供了动力。第六,政治压力和各种优惠政策,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我的结论是,中国当时走上计划经济道路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因素能吸引中国脱离这样一条道路。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单一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这两个标准达到了,就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了。但实践证明,从长期看,这两个东西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一五”计划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改来改去,执行不下去。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原来体系的弊端使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改革之初,邓小平承认的两条弊端,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央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后来却出现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化,而且从党外一直进入到党内。为什么会扩大化?根子在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到,所谓“阶级斗争”主要针对两点:一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不同看法,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存在;二是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不同看法,对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搞错了,而这两方面的不同意见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的就是原有体制的这两个弊端。最初的思路是,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改革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启动的。这个思路有对象,目标并不很明确。虽然今天看来有局限性,但我认为意义很大,在初期具有决定作用。在实际过程中,计划这块改不动,只要市场这块允许它存在,给它一定的合法地位,它就会自行发展,自我扩张,于是形成了“双轨制”,最终使市场成为主体。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我的一点心得是,我们不仅要关心政策设想,还要找寻不那么明显但可能起了重要作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这样才能理清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才能为理论上的探讨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性的平台。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与此前的改革有很大不同。20世纪后期,改革针对的主要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从21世纪开始,改革面临的是实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新的,也是最古老的。如两极分化和腐败,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好的问题。传统是靠重农抑商,不允许发展市场经济。新中国最初的办法是搞计划经济,实行平均主义。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顺利发展,就必须在以往未能解决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跳出中国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和体制,寻找新的有效办法。我觉得,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注意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之处。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找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出路却很难,而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摘自《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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