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渐趋高涨，既有国内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同时也有社会问题无法回避的原因及有国际关注度日益增加的催化。但章百家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最终会改成什么样，最终的目标，特别在体制方面还相当模糊。因此——
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看法很不一致。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对“模式”的定义不同。我是做历史研究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现在仍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谁也说不清楚，中国的改革最终会改成什么样，还要改多少年。最终的目标，特别在体制方面还相当模糊。现在就说已经有一个“中国模式”，恐怕为时尚早。
近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发展的因素很多。仔细分析一下，其中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也有不少因素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过，带有共性。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比较巧妙地把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这个转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第二，借鉴了外国的经验；第三，吸收了自己以往的经验教训。迄今，中国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但转型的过程尚未完结，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面临的难题不少。在这个背景下，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无论最后结论是什么，讨论本身是很有益处的。 我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时有一个体会，中国的转型是个不断试探的过程。如俗话所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中国渐进改革的突出特点。改革启动之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有对象，无目标，至少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是原来的计划体制，是原体制中那些已被人们认识到的弊端和缺陷，但要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并不明确。这一点从邓小平的不少讲话中都能看出来。他在谈一些重要问题时，常用否定式，而不是下定义。例如，社会主义是什么？他只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认识还不很清楚。我体会，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凡是没做过的事情都可以试，凡是做过的傻事就别再干了。在改革过程中，那些老一辈领导人常常提起以往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在改革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部分内容往往被人忽视，没有写到书里去。同时，还要注意，中国的改革受各种因素产生的“合力”影响，其各阶段的发展也往往与人们事先的设想或预料不同。
前两年，我做过一个课题，比较中国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即中国是怎样走向计划经济的，又是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我发现，它们是两个环节类似但排列顺序相反的过程，是两个反向过程。在前一个过程中，顺序是取消金融和证券市场，控制物价，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最后是通过三大改造，建立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体制。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首先放松物价管制，允许劳动力流动，最后一步是建立证券金融市场。当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时，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市场经济已经作为一个新生儿出现了，只是没有正名，发育还不完全。这两个过程，都与人们当初的设想有很大差别。
例如，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搞计划经济，是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设想是实行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那时，中共领导人认为，要建立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仅用7年就结束了。为什么这样快？我的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受到6方面因素的影响。简单说：第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第二，国民党遗留的“统制经济”体制对新中国影响重大。在这一体制中，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占中国总资本的50％以上，占工业资本的80％以上。这使得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后，可立即建立起国营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这部分经济中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第三，为扭转恶性通胀和长期财政赤字及保证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事实上，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前夕,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私营企业已被纳入计划体系。第四，冷战切断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要获得外援和开始工业化建设，只能与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东欧接轨。第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加快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提供了动力。第六，政治压力和各种优惠政策，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我的结论是，中国当时走上计划经济道路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因素能吸引中国脱离这样一条道路。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单一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这两个标准达到了，就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了。但实践证明，从长期看，这两个东西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一五”计划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改来改去，执行不下去。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原来体系的弊端使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改革之初，邓小平承认的两条弊端，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央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后来却出现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化，而且从党外一直进入到党内。为什么会扩大化？根子在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到，所谓“阶级斗争”主要针对两点：一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不同看法，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存在；二是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不同看法，对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搞错了，而这两方面的不同意见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的就是原有体制的这两个弊端。最初的思路是，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改革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启动的。这个思路有对象，目标并不很明确。虽然今天看来有局限性，但我认为意义很大，在初期具有决定作用。在实际过程中，计划这块改不动，只要市场这块允许它存在，给它一定的合法地位，它就会自行发展，自我扩张，于是形成了“双轨制”，最终使市场成为主体。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我的一点心得是，我们不仅要关心政策设想，还要找寻不那么明显但可能起了重要作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这样才能理清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才能为理论上的探讨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性的平台。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与此前的改革有很大不同。20世纪后期，改革针对的主要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从21世纪开始，改革面临的是实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新的，也是最古老的。如两极分化和腐败，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好的问题。传统是靠重农抑商，不允许发展市场经济。新中国最初的办法是搞计划经济，实行平均主义。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顺利发展，就必须在以往未能解决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跳出中国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和体制，寻找新的有效办法。我觉得，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注意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之处。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找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出路却很难，而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摘自《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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