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线 人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他们都是一些无根的人。他们很难形容自己的故乡，也很难准确地将自己与某座城市产生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他们来自于一个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的所在。他们曾拥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银行，自己的礼堂，自己的社会，似乎除了火葬场之外，应有尽有。

    他们所存在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代号，或者是385信箱，或者是406信箱。他们的周围通常都是山以及广袤的农村。他们在蛮荒之地拉小提琴，在不为人所知的地带唱俄语歌曲，并将视线牢牢地锁定在大山之外，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肩负着崇高使命而来到这里的。

    他们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三线人。四百万知识分子、技术骨干以及随后衍生出的数千万三线后代，他们在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至少两代人的生活。长期以来，他们沉默不语，他们的世界便不为人所知。

    作者是一名三线后代，生于1979年。2010年，担任总编导，制作了一套十集纪录片《三线往事》。历时三个月，采访数十人，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至今仍对那座荒野中的破败工厂念念不忘。

    三线始末

    1964年夏天，大诗人毛泽东准备收拾起“大跃进”的挫败感，带上几个文人，骑着马去寻找黄河源头。可随后突然爆发的越战改变了他的这一行程。

    战火很快烧到了广西边境。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警惕。他们从战火烽烟中夺取政权方不过十五年，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仍旧在海峡对岸虎视眈眈。而1962年才刚爆发的中印战争，曾经的盟友——苏联站在了印度那边，边境状况极不稳定。唯一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开打?

    彼时的中国正准备开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提出率先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即抓好农业问题、纺织工业问题、轻工业的问题。这一提法得到了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赞赏。而毛泽东却突然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问题，两个拳头，即金属工业和国防工业，屁股则意指农业。“屁股坐不稳，拳头打不出。”尽管，毛泽东认为农业很重要，但两个拳头也不容小觑。

    他随后提出了“三线建设”这一目标。我们目前已经很难确定毛泽东明确这一概念的具体时间，但1964年4月25日，解放军总参作战部曾提交过这样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我国主要的工业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人口稠密，而且主要交通干线也在这里，这几座大城市周边还有一些大的水库，一旦发生战争，疏散困难，工业将受到较大打击，水库决堤后也将淹没部分城市。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苏联不正是将重工业迁往高加索地区，才赢得了那场与纳粹德国的决战吗?前车之鉴，并不遥远。

    几个月过去后，听着美国人在越南北部湾的隆隆炮声，毛泽东越发觉得三线建设这事拖不得，也缓不得了。然而，对于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刘少奇来说，国民经济仍旧是头等大事，随后他们适当吸收了毛泽东的意见，搞出了一个先抓好吃穿用问题再抓好三线建设问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据不能被完全证实的说法：李富春在向毛泽东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听完问了一句：你那个国家计委挂不挂牌子?李富春说挂牌子。毛泽东问挂的什么牌子。李富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委员会啊。毛泽东说，我看不是，我看你们挂的是中央书记处计划委员会。

    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你们只听邓小平和刘少奇的，而不听我的。我说了这么多要抓好三线建设，你们还不听。

    据说，在后来的会议上，便曝出毛泽东那些“搞攀枝花、搞成昆线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你们再不搞三线建设，我就骑着毛驴下西康”、“后方建不起来我睡不着觉”等充满感情色彩的话语。

    国家计委随后改组。1965年，新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出台，正式提出全面重点抓好三线建设。事情全面扭转，毛泽东的坚持成为了现实。

    攀枝花的董家骥

    攀枝花曾是一片只有七户人家的荒凉之地。当确定在此建立一座大型钢铁厂时，毛泽东曾询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周恩来说，那里暂时还没有名字，只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木棉花。毛泽东说，哦，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木棉花，又名攀枝花。

    攀枝花是一座完全依赖三线建设兴起的城市，它的历史，就是三线建设的历史。

    1965年，32岁的董家骥从武汉钢铁厂被抽调来支援建设攀枝花。

    当时从武钢与他一同调过来的有一百多人，“基本上老婆孩子都丢在武汉”。“那时候年轻，有一个很朴实的、很忠实的思想，就想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国家需要，党的需要，没说的。”

    作为第一批参与建设攀枝花的人，董家骥担任的是勘探的任务。对于当时的攀枝花，勘探队员们直言有“五怕”：一怕麻风，二怕狼，三怕横渡金沙江，四怕地震塌了房，五怕坏人打黑枪。当时攀枝花附近曾有一个麻风村，对麻风病的不了解导致大家畏之如虎狼。而真正的狼群，则每晚在他们的帐篷或是干打垒(用土做墙，用茅草做房顶的临时性住处)的四周游弋，嚎叫不休。交通的不便使得他们经常要坐小船横渡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礁石众多，每次横渡无异于一场生命的冒险。

    而当地正位于地震带，地震塌房并非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所谓坏人打黑枪，则是由于当地解放不久，“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有不少，还有什么民族矛盾，对不对?有坏人打黑枪。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么‘五怕’思想。”

    “没啥吃的，老百姓总共才七户人家，每天就是土豆、粉条。”令董家骥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的干群关系，“我们那个支部书记、队长、副队长，住在猪圈里头，那个地方最脏、最潮湿，队长、支部书记先住。然后班长、党员也都住在那个环境最差的地方，其他的同志条件好一点。那个时候我们的党员都是不错的。所以我现在很怀念他们，很想他们。”

    守着金沙江，喝水却是一件难事。打一桶水上来，用明矾沉淀干净，早上洗脸，中午擦身子，晚上洗脚，完了不能倒，还要和泥用。

    后来，勘探结束后，他们被留了下来，董家骥的老婆孩子也来到了攀枝花，四口之家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上下铺，房子是木板拼凑的。“当年我们的口号是：不想爹来不想妈，一心建设攀枝花，不出铁不回家。那个时候职工的思想、心情啊，就想到为国家分忧，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要尽快地把攀枝花建设起来，你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睡不好觉，我们还能睡好觉吗?”

    三线学兵冯小安

    军代表当时向冯小安他们保证：“你们就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就这一句话，冯小安动心了。那是1970年，他刚满17岁。

    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一起去当解放军——听上去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姐姐，我两个哥哥都下乡了，按照当时政策来讲，应该允许可以不去，家里边总得留一个。但当时我说我要去，现在想他们是不太愿意你离开的，但那个时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上路那天，冯小安不准父母去送行，但他还是看见母亲的身影在学校的围墙后悄悄出现了。

    冯小安一直生活在西安，在城里往外看，高高的秦岭阻隔了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和同学们翻越秦岭时，他的确感受到了另外的一种气势。以前他总以为在高高的秦岭之外是一片广阔的平原，结果却发现，站在秦岭上，那边仍旧是连绵不绝的山。

    一连走了四天，冯小安和他的同学们来到了驻地。“到了驻地以后呢，我们就搬行李，他们前边说，这哪儿叫羊肠小道，这都是鸡肠小道，但当地人居然叫它大道，就沿着路我们一直爬到山上。出门就爬山，全部是山，我们那个营地就在半山腰上。住的是帐篷，睡的是地铺，就是帐篷两边铺点草，用那个像船一样的木条这么一拦，中间走一个过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觉得人还是应该乐观，当时就觉得这是头顶蓝天脚踩白云，早上你看那个就是朝气蓬勃，那个水气朝上走。晚上你就看暮气沉沉朝下走。”

    初出家门的年轻人看见什么都是新鲜的，何况从长期生活的城市来到万千变幻的大自然中。冯小安并不觉得苦，虽然什么都不如家里，但他觉得自己“还能承受”。“那真是一腔热血，满怀豪情”。往腰上绑根绳子，从悬崖峭壁上下来，打钢钎，从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地打出一条路来。“逢山修路，遇水搭桥，总之就是战天斗地，劈山啊。”那样的情怀，试问哪个年轻人不觉得豪情万丈呢。

    直至秋汛到来后，他们才吃上一点小小的苦头。“秋汛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沿着一个山坡修了一块平地，帐篷就搭到那儿了，突然听到轰轰隆隆这么个声音，一看天是晴的，哪儿打雷，然后就听着远处有人喊。听不清楚，最后听了半天，就是陕南话。叫龙头下来了，龙头下来了。然后军代表就招呼我们，我们就赶快从溪底朝山上跑，看到远方大概得有十几层楼这么高，洪水卷着泥沙，就这么过来，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就领会什么叫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了。当我们爬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洪水就顺着我们的脚面过去了。所有东西都泡汤了，我们睡的地铺，褥子已经都泡在水里边了，那个雨少说也得三五天，我们基本上就在水里泡着，然后从褥子底下一揭，蛇就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紧张，互相在那儿聊，有人就讲蛇怕烟，就是过去抽的旱烟。我们都不抽烟的，这个情况下就都抽烟了，那个时候因为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买包烟买包火柴非常困难，就一根火柴，我们一个班十二三个人，就是有点得好的，把所有人的烟就都点着了，我们抽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冯小安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笑呵呵地生存下去，开动脑筋如何让自己去适应生活，而不是生活来适应你。当进入隧道工作后，他们开始提倡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冯小安所在的连队连续四个月隧道掘进速度超百米，这是打破纪录，可以列在铁道兵工程建设史上的，拿他的话说：“我们一个月掘进速度为131米，铁道兵标杆连才29米。”

    冯小安还讲了一些大家闲暇时间偷部队雷管去河里炸鱼，或者有野兽在夜晚偷储藏室里的食物的事情。总之，在他的讲述中，你听不到太多的苦楚，这应该有性格的原因，而更多的，在冯小安看来，则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我们用稚嫩的双肩，撑起了共和国的重任，襄渝铁路是用我们的生命和鲜血铺就的。”

    技术骨干刘光武

    四川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在三线建设布局中成为重中之重。大量的三线工厂内迁至绵阳、彭州等地。

    刘光武是31岁那年，从无锡油罐厂调到四川彭州地区来参加三线建设的。据刘光武回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来支援三线建设。“毕竟无锡是家乡，也是鱼米之乡啊。”刘光武是第三批被宣布的。在党委做他思想工作时，刘光武清楚这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事，不待多言，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将两地分居的妻子一同调往四川。党委立即表示同意。

    据刘光武所知，当时有的人思想工作没做通，仍旧不愿意离开家乡。厂党委便对其采取了停工的措施。在那个年代，停工便意味着生活断绝了一切希望，停上一段时间，便也只好背上行囊，听从指令，离开家乡。

    刘光武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往彭州参加三线建设，谁知第一项任务竟然是铺水管。当时的三线人普遍是建设与施工同时进行，甚至是先生产再生活。刘光武在家属区铺水管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无锡老厂人的耳朵里，老厂的领导不干了，一个电话打到当地三线办的负责人那里，说我们这么好的技术人才你们怎么就让他铺水管，不行就给咱们送回来，咱们还需要他呢。

    铺了三个多月水管的刘光武，就此回到了他熟悉的技术设计岗位，然而，对于当时的三线建设来说，一切都是空白。刘光武接到的第二个任务是：设计打蜂窝煤的机器。当时位于彭州的锦江三线厂已经有职工两千余人，烧火做饭很不方便，因此厂革委会下决心自己研发蜂窝煤，便将这个设计任务交给了刘光武。

    刘光武花一个月的时间研发了打蜂窝煤的机器，解决了工厂内数千人生火做饭的头等大事，他也就此在那里扎下根来。

    这么多年以后，说到当时的生活，刘光武倒也没觉得多么艰苦。 “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比较惬意。”在紧张工作之余，每逢周末，刘光武便带着孩子去周边的水塘河沟抓泥鳅、黄鳝、虾、螃蟹，每次都能抓一大兜回来，好改善生活。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的，男同志每人每月28斤，猪肉每人每月半斤，菜油每人每月二两，再加每个月一块豆腐。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光武将每个周末视为大日子，也算是给孩子补充营养，长身体。

    生活是一天天好转起来的，后来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差不多我们该有的都有了，从幼儿园到厂办技校，什么都不缺”。

    刘光武后来担任了工厂领导，一直在锦江厂干到退休，他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无锡已变得越发遥远和模糊。

    在如今的刘光武看来，三线建设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做法上错了。不应该钻山，工厂坐落在崇山峻岭间，不仅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也使得工厂的下一代受教育程度极为有限，视野受到限制。

    作为工厂曾经的领导，刘光武坦言：“我感觉到，这二十多年我尽力了，但是有点遗憾，尽了那么大力，有些东西做的是无用功，最后效果不是我想象的这个状况。”

    一个人在年轻时远离家乡，为一个使命、一个口号、一种精神所鼓舞，奋斗一生，在青春消逝、行近花甲之年，却被告知一切都已改变，过去的那些不再存在了，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建筑实体，时代在变化，曾经的价值与认可烟消云散，他该如何说服自己，又如何寄托自己?

    这不是现代社会一年一签的劳动保障合同，这原本是一个人决定将自己和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并认定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历经一生的永久合同。

    （摘自《读库1105》，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