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大白菜等农产品频频陷入“丰产歉收”的怪圈，让人禁不住想起叶圣陶先生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谷贱伤农”，难道是农民无法逃离的窘境？这一沉重的命题，不仅关乎CPI，关乎未来的粮食安全，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大国强国之路上必须回答好的。
2011年4月16日上午，山东39岁的菜农韩进自缢弃世，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自杀的原因是6亩田，1万余元资金投入，两三个月持续劳作，换来的竟是8分钱一斤的伤心菜价。
2011年春季以来，山东、河南、浙江等多个地区部分品种的蔬菜出现滞销。菜价暴跌成为全国各地菜农不得不面对的痛苦事实（和去年同期相比，各地批发菜价跌去50％左右）。一些地方的农民家里的菜根本就没有人要，只能碾碎了在地里当肥料，或者让人拿去喂猪。
悲壮的事实再一次告诉了我们一个浅显的经济学原理：谷贱伤农。然而，面对这个老问题，为何我们总是没办法解决?总是要让辛苦的农民兄弟付出血汗之后，还要付出生命?
悲剧何以发生?
本来，农产品市场景气波动是市场正常表现，去年价格高，农民就会扩大生产，今年产量就会增加，价格会走低，等今年产量高、价格低了，明年产量又会减少，价格又会走高，它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变化，是一个市场现象。但是像去年、今年这样的大波动就不是市场自然波动可以解释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金融危机后，发了太多的货币，有自身超发的，有外源性增发的，总之是流动性泛滥。泛滥的流动性一开始被房地产吸收，当房地产因为高房价而受到打压后就流向别的行业，包括农产品。你看去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苹什么”……在泛滥的流动性下很多农产品、大宗商品已经不是简单的商品了，而是具有了资产的性质。 具体到蔬菜市场来说，菜价涨人们囤菜，囤菜于是菜价愈加上涨。电视报道有人因为囤积大白菜而一下子亏损一百六十多万元的。上百吨大白菜放在冷库里，因为售价不足以弥补电费、冷库费、人工费而不得不弃菜逃跑了。去年大白菜在产地都是1元多钱一斤。所以今年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北方的气候良好而导致的蔬菜丰收，更有在去年高价刺激下菜农扩大生产而大幅增加的蔬菜供给，以及去年因投机而囤积的大规模的蔬菜存货。然而蔬菜需求却是基本稳定的，不可能说白送你就多吃多少，于是生产过剩的矛盾就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
韩进自杀事件发生后，商务部接连发出通知，要求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组织开展蔬菜“卖难”紧急救助行动。在组织引导大型连锁超市召开产销对接会，直接采购“卖难”蔬菜的同时，突出蔬菜流通设施的公益性，建设一批社区平价菜市场。支持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进入城市社区、街道直销蔬菜；研究在城市特定区域和时段，设立免摊位费的“周末市场”。
应该说，政府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不是有好的愿望就有好的结果。哈耶克说，正是美好愿望把我们带向地狱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政府的“有形之手”总是在不断地干预市场。菜价高的时候，老百姓喊贵，就进行限价；菜价低时，农民受伤了，不愿意种菜了，又急急忙忙地出台一些鼓励措施。
以今年的菜价为例，去年价格上涨，本来就意味着今年产量会增加，价格会下降，然而政府在去年菜价上涨的时候，采取的是鼓励生产的办法。但是去年鼓励生产的措施，并不能增加去年高菜价下的蔬菜供给。因为蔬菜种下去，不可能第二天就收获，总得要等两三个月，而三个月过后，蔬菜已经是过剩了，政府的鼓励措施不但没有平抑市场波动，反而加剧了供需矛盾，制造了市场波动。所以，去年、今年的市场表现，恰恰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剥夺那位农民兄弟生命的不是市场的自发性、无序性，而是政府的好心办坏事。这才是问题的真相之所在。
由于农产品价格对CPI影响很大，直接影响通胀水平，所以很多官员和学者一说物价，先要拿农产品说话，要控制物价首先就控制农产品价格。但这样做究竟结果怎样?从去年以来的情况看，粮价是控住了，但物价还在飞快上涨，尤其是油价、房价，几乎像脱缰的野马。
其实，我们就是让粮食涨一点又怎样?农产品涨价是物价上涨的诱因，但不是根本原因。调控物价的这一刀砍偏了，受伤的是农民，成本上升而农产品价格不涨，严重挤占农民的收益，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受到重挫。
今天的市场败象其实不是市场本身的错，而是政府一些作为引发的结果。要不是政府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引发投机行为；要不是政府把中间商挤出，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要不是政府在价格高企的时候鼓励菜农扩大生产，导致了蔬菜更多的过剩，市场波动不会如此剧烈。要解决的恰恰是政府的这些作为，还市场健康运行本来需要的环境，而不是在蔬菜供不应求、价格高企的时候去鼓励生产，在蔬菜供过于求、价格低廉的时候又去补贴菜农。
一般来说，政府没有能力拥有组织生产和交易的分散信息，其行为难免具有滞后性。事实上，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干预市场，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会失败了。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总是抑制不住当“管家”的冲动，拿蔬菜来说，各地都有个菜篮子工程，而且都是一把手来抓，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抓不了，你越抓越出问题。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不能破坏它的这个功能。市场会不会犯错误呢?会，但市场错误不会如此巨大。而且不能有点波动就去干预，就要避免，那不行。市场是有规律的。只有在市场规律的约束下，生产者才会增强风险意识，理性组织生产和投资。如果政府总是想着去干预它，不是鼓励，就是补贴，生产者反而没有规律这个概念了，没有风险意识了。
如果政府要干预，应该做的是降低交易费用，降低税费，取消不合理的收费，而不是简单地鼓励生产或者补贴菜农。要不要生产，生产多少，怎么生产，这不是由政府决定的，是由生产者自己去决定的，政府要考虑的是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一个低交易费用的市场环境。
不要“谷贱伤农”，要“藏富于民”
“谷贱伤农”，从表层看，是由于菜农处于农业产业链的底端、缺乏参与定价的话语权，但从深层次看，其实是农业的收益率低。中国至今还是农产品的廉价时代，农产品价格永远撵不上生产资料和物价上涨的步伐。尤其是去年以来，通胀预期节节上升，但围绕粮食的定价体系从未得到梳理，粮食价格甚至受到人为打压。这就出现了市场上的一个怪现象：各种产品都在涨价，只有农产品保持纹丝不动，甚至还在降价。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被明显异化。
要从根本上将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就意味着政府应改变一直以来农业补贴其他行业发展的状况，此中关键就在于要放开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以农业补贴其他行业，一直是政府发展经济的一个策略——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压低一切农产品价格来支持城市重工业化生产；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的存储、进出口、价格制定等市场化改革始终没有推进，粮食价格如同国内的资源价格一样处于严重的低价状态，这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最近的一轮通胀过程中，政府还是通过向市场上大幅抛出储备粮来打压粮食价格，结果是CPI虽然稳住了，但却是以牺牲国内最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不断上涨的农资价格和不断下跌的粮食价格。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粮食跨境走私的猖獗，就反映了国内国际粮价相差悬殊的现实。
现在有一种说法，农民是分散的生产商，谈判力量弱，要联合，要公司化规模化种植，要成立农协，来增强他们的博弈能力和定价权。如果这是农民自发的需求，倒也无可厚非，但是政府不要去推动这个东西，当然也不要去反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这些事情让市场去做。政府要做的是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有效的产权保护、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中长期来看，因为劳动力价格在上升，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包括蔬菜价格会进入一个上升的通道。我们不可能永远维持一个低的农产品价格，除非我们经济不发展，除非我们工业不发展，因为工业发展意味着农业的机会成本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不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身属性决定的，而是由做工业的机会成本决定的。所以，农产品涨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再说了，农产品价格不上升，农民的收入怎么提高啊？实际上，人为压低和拔高农产品价格都是错误的。政府人为抬高农产品价格，或者变相补贴农业，将导致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不愿意到工业上去；工业用地价格高，这等于是间接提高工业化成本，阻碍工业化的步伐。最终，我们的绝大多数农民要转到工业上去，农产品价格要上升，一些农业用地要转为工业用地，这是趋势，这个趋势总体来说收益大于成本，不是坏事，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阻止它。
农民兄弟们提供的是社会稳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东西——粮食。没有房子，没有电视，都可以，但是没有粮食绝对不行。如果他们的积极性一直受到打击，谁还愿意来生产粮食?
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让农民增收也是一件大好事。他们有钱了，中国的内需就上来了，中国的经济才会更健康、更稳固地发展。 这些年来，中央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这都是非常好的。但从根本上，还是应该提高农业收益率。这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应该放开农产品价格，让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在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的基础上，实行主要农产品保护价、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补贴、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和农业担保，降低农业风险等。
二是通过增加补贴等多种方式，逐步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农业是高风险低产出产业，依靠农产品脱贫十分困难。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给予农民高额补贴，减少农业人口，甚至以金融机构为先锋，抢夺大豆、玉米、小麦等重要产品定价权，以增加农业附加值。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中，政府的农业补贴占到1／3还多。如美国专门通过了“农产品补贴法案”，10年来，对农业的拨款增加到1815亿美元，从而让农民真正旱涝保收。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条件像发达国家一样，但我们应随着国力的增强，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适度增加补贴，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可以预见，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会带来一定的通胀，但我们也应该慢慢消化，而且，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消化的。如果这些措施得到落实，我相信，农民无论种什么都能得到有效保障，就不会反复出现“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的现象了。
（摘自《再给中国二十年：一位企业家的呐喊》，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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