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通惠河上

    太阳照在通惠河上，照了七百一十六年。也就是说从元朝照耀到今朝，从忽必烈时代照耀到胡锦涛时代，在卡尔维诺虚构的《看不见的城市》中，他虚构了马可·波罗面谒忽必烈的故事，那是一长段伟大的对话。

    在那一长段伟大的对话之外，卡尔维诺有一段伟大的独白，是关于通惠河的：

    “那条通往黑暗中的河流，它汩汩地流向月光，从最古老的技艺中，从杀手、妓女、信使的怀抱中，那条河流开始攫取到自己的生命，它连通了南方和北方最后的交媾，它使忽必烈的都城粮草充足，旌旗飘扬。在白天，它的人间烟火与气色，充斥着一种江南的慢感，对，是慢感而不是快感，它的浆影与抛锚声此起彼伏，人们伏首作揖，四处充满着文明的邦国之仪和对下等人的礼遇。这是神圣国度的神圣河流，是首都的一条阴冷的个性之河，与印度的恒河相比，它不是宏大的洪流，它安稳地度日，这种东方智慧隐藏于人们的欢笑与收获场景之中，人们被舶来的礼物包围着，被南方的优良粮食、茶叶、丝绸包围着，被涌向都城的男人们的才情和女人们的妾意包围着。我要惊呼，这是中国人的信仰之河。”

    这段伟大的独白，完全出自我的虚构，既然卡尔维诺可以虚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的相遇，并且使这种相遇成为灿烂的时刻，我也完全可以对虚构进行再虚构，弥补他完全漠视通惠河的遗憾。

    七百一十六年前，郭守敬开辟了通惠河。作为最值得忽必烈信赖的水利官员，他建构了这样一条智慧之河，当我七百一十六年后在这条河边跑步时，我完全感觉不到七百一十六年前的水气，但七百一十六年前的阳光同样照射着我，一个业已不时髦的做派是，我该就此耸耸肩，一个业已不时髦的说法是，七百一十六年前的阳光仍然打在我身上。

    当现实的河流在时间的河流中运行时，两条河流相遇了。时间的河流造就一支新河，并且在七百一十六年后，把它变成臭水沟的形态。这是一种自省的形态，我把它看做是武状元苏乞儿的造型，武功尽废，馊得发黑。当出租车在路灯的照射下，紧贴它的背脊运行时，人们记得沿岸开发商的名字，但完全不记得这条河流的父亲——郭守敬。

    郭守敬的晚年献给了通惠河，在此之前，大运河的港口到通州为止，而从通州到都城的物流全靠陆路上的车马人力。阴雨季节中，粮食因转运而发霉，北京靠近东四十条的粮仓里，也就是现在新兴的吃饭之处南新仓，堆满了这样的粮食。人力与畜力的往来，在三十公里的路程上伤煞了脑筋。

    郭守敬是天上一颗行星的变种，他来自于2012号小行星，这是国际小行星研究会的命名，他在七百一十六年前，把他的情感与命运，跟通惠河联系起来了，科学家们更加重视他对天文学和历法的贡献，但小说家却认为，他造就了一条日常的河流，这条生活方式的河流，更加伟大。

    小说家在所有起点上都低于科学家，但小说家站在终点上看事物，小说家的姿态感比科学家高，那些在人生的终点仍喋喋不休、用叙述的力量对世界说三道四的前辈小说家们，大都曾经从小要立志当科学家。

    事物大抵有自己的命运和情感。每一条河流在它的某个阶段都有过静水深流的、带有隐秘体温的曼妙时刻，它的旋涡看不见，但是扔进一件脏衣服，拎出来就干净了。是的，你完全可以把一条河流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洗衣机，那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宽幅洗衣机，它们日夜欣喜地洗去悲伤、污点、香口胶、痰迹、大小便、百宝箱、石狮。在赶工途中，它们也吞食生命，一条生命是另一条生命最好的营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里的微生物。大抵如此。河流轰鸣而来，在失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那里，这一点是不被听见的。

    郭守敬完全出自一种自我主义的方式，根据北京西高东低的地势，把昌平县北的白浮村神仙泉的水导入昆明湖，再引进城里的什刹海，然后流入运河，在这段运河中设置堤坝和可以升降的闸门，以此来调节水量，使大船通行。

    大船进京，带来了艺能界、商界、工匠界、文化界的兴盛。伟大的忽必烈时代到来了，一个外族人对中原的征服度过了瓶颈期。自元以降，明清两朝的百年基业，通通受益于这条河流。

    太阳照在通惠河上，歌舞升平，百年好合。通惠河是一条默契之河。它与郭守敬之间的盟约在七百一十六年之后，接近于尾声。一条河流与一个人之间，达到了比爱情更长的长度。这是自然主义的爱情，对于一条人工河的自然主义的爱情，照耀了七百一十六年。

    现在，郭守敬的遗体已经转换成别的能量形式，这条河流仍在。它用它不朽的方式存在着。虽然它面容丑陋、身患绝症，那些在它两岸跑步的人，对它的万分敬意不减低丝毫。

    冯内古特说：“我睡过的最老的女人，是我的老婆。”

    我说：“我奔跑过的最老的河流，是这条臭水沟。”

    （摘自《北京的腔调Ⅱ》，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