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 灯 者

    初识辅成先生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1975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分?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厂里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我当时是车间理论小组组长，就让我去了。

    1975年10月5日上午10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11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

    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赶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再次上课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1975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第一次登门求教

    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副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1975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

    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工厂本来要推荐我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

    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莎翁。便嗫嚅道，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

    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1975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得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自他而来。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 

    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辩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做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先生纯然一读书人

    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遵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求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在希腊哲人那里，政治权利来自公民个人内心的正义要求。

    先生这一代人中，凡器识高越者鲜有不受儒家士道熏陶的。正如黄山谷所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先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锺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

    1991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2009年1月1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缺乏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

    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

    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摘自《燃灯者——忆周辅成》，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