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水词人
苦水，先师顾随先生的早期别署。那时北京(一度称北平)的文人学子，无人不知“苦水词人”的名气。他以词曲最为擅场，但诗也毫不逊色。他为何自署“苦水”?自然寓意有在，但我揣度这和燕京大学有关联——他在燕大教“词选”课，燕大的文件皆是中英文并列，于是先生的名字便写作Ku Sui(旧拼法，不作Gu Shui)。这个发音就很像“苦水”了。
苦水先生是够苦的。他家人口多，薪水薄，生活清苦。为了养家，须在几个高校兼课，奔走不停。
大约就是因此之故，后来又号“倦驼”。骆驼在沙漠中行走长途，未闻其“倦”，而先生以倦行之驼自喻，其“苦”亦可知矣。
记得先生的一首绝句写道：
煨成薯芋如软玉，嚼来萝卜似甜冰。
半年不吃肉边菜——惭愧西山入定僧。
他不说“菜边肉”，而掉转过来说“肉边菜”，这滋味浅人是难知的：盖清贫之家不能常有肉吃，馋了也只买一小块炖炖，专为烩白菜吃，取那点儿肉味而已。故仍以菜为主，肉只是个“配角”，此“肉边菜”之真谛也。
每诵这样的貌似幽默的句子，辄深感慨：做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先生者，也如此不易为生。
我平生受知于先辈诗家学者，屈指可数十几位，而唯独先生对我的垂青异乎寻常。他写信给友人时，曾说有周玉言(拙字)者是我平生得意弟子。并注明云：他中外文皆通，文言白话都好……
沦陷了，精神痛苦已极，我的母校被日寇封闭解散了，我在津沽老家“暗室”遁居，逃避汉奸的搜索。每日写些忧愤激烈的斥敌爱国的诗词。因与先生鱼雁唱和，竟蒙不弃，有信去必即赐复——那一笔美极的行草书已令人爱不释手，再加上时有佳句录示，简直是我的“超生福音”，冉冉而降!从此，与他结为超越师生的深交。
先师的手迹，我珍如至宝——很多是他的诗词、论文的草稿，至为名贵。不知何故，搬家之后，一批册页、书画、信札，皆觅之不见了(另有多篇学术论文手稿，被津中某人骗去不知下落)。这是我的最痛心的一件不幸和灾难。
先生晚期又号“糟堂”。
他也是西语系出身，但课堂讲授，讲到外文的诗，与中华的相较，时有妙语，足以解颐。
如有一次他说：西洋诗为表感情激动，一开头常就是一个Oh!这一Oh，可就糟了!——逗得学生大笑。其意是说：中国诗人是不采用这种浅露乏味的“方式”的。那味儿很不相同。
又曾讲，西方讲文学重在“描写”，即所谓description(细节刻画，琐琐外貌……)，这就又与中国两途，中国高级文学不讲外表形似，专讲神韵丰采……我这样写成“文字”，就没趣了，在他当时“上堂说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
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只看“书面记录”和“回忆录”，那又有什么用?真是百般徒唤奈何了。
名师已往，永怀难忘。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大病一场，病后调职津门，我亦回京。但未获一面，先生辞世。此前他百计想调我到津，与他合作一桩胜业(虽未明言，料是研著一部中国诗论大系的巨制)。
此愿来酬，先生长往矣。
先师之逝，未免太早了些 (只刚交一九六〇之年)，以致大业中折，难以为继。可是又一转念，“文革”一起，把先生家抄得片纸不存。他若还在，岂不太觉难过?早逝几年，又是有幸了。
先生进入新社会后精神焕发，诗词一改前境，皆奋进之壮语。最幼女公子入党，喜心翻倒，特意来信告知于我。
老教授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文采过人，书法绝代!这是真正的国宝。
青眼相招感厚知
1947年秋，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锺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清华两名校相距“咫尺”。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意，盖取唐太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开明书店版)。
我从吴允曾兄(哲学系，为教师)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后来，又读到他的《围城》。对此小说，我不妨直言，心里并不怎么推崇，它的气味流露出笔致心境的聪颖轻巧——不少读者最赏它的“机警”、“俏皮”、“幽默”……的语文风格，其实这并非钱先生的真高处，甚至可说是一种“短处”——它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与赏爱，却难以属于伟大文学创作的等级。
又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于“美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辞》“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的青目。记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
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
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于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们唱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一字无存。
有我和他原韵的，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
钱先生如此称赏一名在校学员，并不足以说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异，却令我体会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语之人已然无多了。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证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锺书”。
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
另有一件事，顺带叙及。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么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于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类似概念的同异，必须深细讨究。
但到解放之后60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那时人文社领导人早都 “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于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聂公邀我进燕都
1952年至1954年，在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当了两年讲师；因1953年之秋《新证》问世，聂绀弩先生见之有致赏之心，遂烦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我当然愿意进京。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方得如愿。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到京后给我的宿舍在东城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
报到之前，聂绀驽同志来看我，是和舒芜先生一同来的。
这次来，只是观看一下住处情况，未落座，也未多谈。两个细节记忆犹清：聂公见我在正北墙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楷甚佳，已忘书者姓名)，他便立刻说：应改——改为“近有雄文悬北屋，旧无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让我惊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红楼梦新证》刚问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芜老兄那次初会未说什么，只言：“我若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住)了!”
及至上班后，又与他是同一办公室。记得是向南的窗，两桌分列，他东我西。
隔壁是张友鸾与顾学颉。因此舒兄曾示我戏语曰：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东张西顾”。上句运用《西厢》“不作周方，埋怨煞你个法聪和尚!”——他本姓方，故巧用“周方”一语。另句即又变用“东张西望”的俗语而只改一字，切合了张、顾二姓 (顾也合“顾盼”之义也)。
初来之人，好比新媳妇刚入门，一切新鲜，故这些琐语细节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后，聂公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他说：“毛主席指示，那些诗不能删，要恢复原文。”(因该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诗句删掉了，以为“无用”云……)
我补完诗后问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说：那就校校吧。他的话总是这种简而不繁的语式。
我一校之后，校出大量问题，改正之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与聂公。
不久他将报告给我送来，面有喜色，说：“报告大受称赞!你写篇文章，给《光明日报》替新版宣传宣传!”后知受称赞是指巴人(王任叔)。
我写了文章，由社方交《文学遗产》版刊出了，见署名是 “孙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
要我当小说组长是在此之后，聂公亲口“任命”的。
我当时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来社后一切不懂，如何做什么组长?十分为难，便找他辞“长”之任命。他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我辞不下来，跟着就要我作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书名来。
这下子可更把我难住了!
无奈何，到邻室去找张老了。
张老是个老报人、老编辑，老练非凡。见我去求他，说：“听领导的指示!”——其语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可也很“厉害”!那“领导”二字即指我这“组长”新头衔了。
他确实有本事，不一会儿就列出了一份六个月的“发稿计划”。记得其中有《聊斋》，还有《阅微草堂笔记》。
以上各情，初来的“新媳妇”印象太深了，终身难忘也!
记得四兄祜昌说过几句话： “你耳坏之后，有聂公为你之知音——以其姓之三个‘耳’字，其中有妙理也。”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摘自《天地人我：周汝昌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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