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这一普世价值观念源远流长。无论是西方文明的奠基人，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东方文明的圣人孔夫子，都把“教育公平”、“法律保证公民的教育权利”、“有教无类”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基础。教育公平这一话题在现时中国十分重要，公众普遍把子女上学看得相当重。
然而作为改革的主线，教育界、社会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还要深入，对于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做出长期努力要有准备。教育公平这一先人的理想，成为社会变革目标还是在近现代才开始，各国都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甚至百多年的努力。
美国建国后实现教育公平的努力历经多年，大的举措就有公立学校运动、进步教育运动和免费学校运动等。肇始于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胜利后的一百多年里，学校种族隔离都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直到五十多年前民权运动兴起，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违宪，才得到彻底改变。当时在联邦政府力主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大背景下，变革仍然在一些地方、社区遭遇顽强抵抗，乃至于有的传统白人学校在黑人孩子进校门时还要有地方长官甚至警察陪护。日本的国民教育公平也经过了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完善。明治初年，文部省就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了近现代第一部教育法《学制》。要求“务期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之后义务教育免除学费、公费供给教科书、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化等目标渐次实现。二战后日本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又规定，国立、公立、私立学校均属于国民，具有公共性，教师要为全体国民服务，“义务教育全免费制”也写进了《日本国宪法》。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自身历史、文化、制度乃至发展程度所累，几经努力就是跨不过教育公平这道坎，发展也深受这一瓶颈所限。
在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号称尊孔的历代朝廷都没有教育公平的意识，办学、读书都是民间行为——私塾。学习是个人博取功名的私事，这一思维影响至今。引入国民教育制度始自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大规模实施。社会动荡使得这一努力充满坎坷，纵有长足进展，仍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差距。
以色列把教育公平作为立国之本。一个前苏联的犹太艺术家申请移民，他会被告知，以色列国家小，养不起很多艺术团体。不管你的造诣有多深，只能改行做工或街头卖艺，但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国家会包下来。以色列对穷孩子有很多照顾。家里挤?社区图书馆里会给你安排一个限时固定座位做作业。没钱?发给你一张体育活动免费卡。多年前笔者访问期间，特拉维夫——亚法市教育局官员说正在考虑给3个以上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免费发放一套电脑。日本的教育公平要求很高，据说无论在东京市区，还是在北海道乡村，规模相同的两所小学校，校舍、设备条件，甚至外观都是统一标准。公平的理念在日本教师当中深入人心。央视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在日本一所小学拍片，镜头停留在一个学生身上五六分钟，就有教师来提醒：先生，我们的学生都是好孩子，请你多拍几个人。
可见，实现教育公平除了革新制度，改善外部环境外，还需要教育乃至社会意识、理念的更新。爱每一个学生说易做难。不要说嫌贫爱富有违师德，就是把孩子分成聪明孩子、笨孩子，乖孩子、调皮蛋，好孩子、坏孩子也有悖于公平理念。笔者曾读到一篇教育言论，提及：“如果一个孩子不擅琴棋书画，但是他道德完备，就不是一个好孩子吗?”笔者想再问，如果一个孩子道德不完备，他就不是好孩子啦?道德完备能作为苛求孩子的标准么?未成年的孩子，调皮、多动、搞恶作剧、不知深浅都是正常的，否则还要教育干什么?把孩子从小就分层划等，那些被认为是笨孩子、不听话的孩子，老师不喜欢的孩子，成绩不靠前、升学无望的孩子，从小就得不到公正待遇，就被边缘化，其至被排挤出主流，这对孩子的成长乃至人生的戕害，对社会造成的隐患都是不可小视的。
实现教育公平也不是教育界一家的责任，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当年如果没有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没有马丁·路德·金牧师等志士付出血的代价，美国消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就很难成功。同样道理，当今中国实现教育公平，也离不开缩小城乡差距，尊重劳动者等实现社会公平的系统工程。改革就意味着机会、资源的再分配，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离不开公众的支持。笔者曾发问，为什么许多家长抬头痛骂应试教育折磨孩子，低头又去领着孩子报班加课，去钻营加分的门道?一位高学历的年轻妈妈不假思索回答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不就是这样上来的么?!”这类思维不破除，改革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
（摘自《教育的细节——陈宝泉教育评论集》，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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