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国二百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今天，城市化依然是一道耀眼的光环，但是这道光环可能要很快褪色了……
长期以来，中国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导致“城市病”持续恶化。一些城市经营者、城市迷恋者，一直将摩天大楼的流光溢彩，当成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来炫耀。如此，不仅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住，而且使广大农村衰败越来越严重。中国应当也能够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发展的道路，而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
西方城市化道路的失败
长期以来，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之下，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城市的有利方面，而忽视城市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认为：“城市本身体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是资源的孤立和分散。”西方城市在规模不断扩张中，终于恶化到“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形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引起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城乡“二元”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市不断向外拓展地盘，向内席卷资源，蚕食农村，消灭农民。与此同时，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洪流中，被冲刷、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即城市各种族、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在“马赛克”或曰“拼图”城市中，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城市伤疤”——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在美国，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城市病日益严重，从而使城市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生活优裕的白人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由此出现了城市郊区化，或逆城市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尤其是老市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
城市越大，人均负担就越重，如此一来令政府不堪重负。1981—1982年，纽约市区人均负担为2732美元，而郊区则仅为1547美元。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较之拥有10万至25万人口的城市和2.5万之下人口的小镇，其人均负担分别高出50％和100％。由此，政府开支巨大，入不敷出，只好靠举债度日。上世纪70年代，纽约市因债务太多宣布财政破产，不久匹兹堡也陷入了相同的窘境。如今，美国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2万亿美元，2011年可能有50~100个城市宣告破产，地方市政债券违约情况将会大量出现，涉及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美元，并对总规模近三万亿美元的市政债券市场造成冲击。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与南非等)中，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的顽疾，生活环境脏乱差，黄赌毒应有尽有。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的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5％。在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走访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后这样写道：“达拉维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废物堆。”兰开斯特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中的地狱!”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国家，然而新加坡只是“弹丸之国”，其经验没有多大推广价值。因此，对于诸多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
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则不断落入失败。美国环境政治学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埃尔·卡西奧拉博士指出，“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对经济增长无限追求的基础上，但是，无限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却是非常危险的；从生态学角度来讲，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其短期内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长期来讲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从环境角度看，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基础是行不通的。如果全世界现有的63亿人——未来25年将达到80亿至100亿人——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末日将更快到来。
中国城市化歧途——经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其实，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理论下出台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新规划不管好坏，建筑不管优劣，也不管是否“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只要产生级差地租，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就行。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九千一百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很多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实际上，土地出让后，地方政府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因此“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地方“事多钱少”，因而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事实也被中央长期默许。“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楼价不断攀升，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正是本着要经营城市的理念，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经营者往往不顾一切要把城市“做大做强”。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 “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兴建“国际大都市”，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CBD)，有十多个城市瞄准要建成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雄心勃勃的规划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简单的“谋利”动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最终的级差地租与土地增值都将无法实现。于是，“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编制故事——“城市梦”——“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引诱着对未來充满憧憬的广大乡村青年、高校毕业生来到城市，成为房地产的需求者——购买者或租赁者。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的土地，截止到2009年，失地农民多达4000万。然后，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工业用地价格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甚至更低)，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资，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采用招拍挂的形式(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被不断异化为房地产化，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
歧途的城市化，让矛盾更突出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了西方的覆辙，而且步入了利益集团铺就的歧途。
中国城市面貌越来越洋，本土灵魂越来越少。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照搬西方，没有内涵，缺乏自己的传统底蕴。设计者与建筑师们挖空心思，用“大尺度街区”设计与光怪陆离的“视觉震撼”感来修饰冷冰冰的混凝土丛林，用万丈豪情矗立起一座座摩天高楼，但是最终无法掩饰一个城市的内在的贫乏，而贻笑大方，见笑后人。
大众所关注到的“城市病”——噪音污染、光污染以及废弃物污染，热岛效应，交通堵塞等，其实只是城市化的生理疾病，是一种“皮肤病”。在“城市病”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时，中国的城市经营者认为，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但是，中国的城市似乎越来越“病入膏肓”，甚至可能导致“偏瘫”。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大多数垃圾只能被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作为“首堵”的北京。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2010年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以生活在“皇城根下”为傲的北京市民，每天吸入的有害气体量相当于抽2~3支香烟产生的废气量。每个工作日，应和着上班潮而出现的小汽车“潮汐”运动，使这个古老而现代的都市近乎陷入瘫痪。
除了生理疾病外，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患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疾病，抑或精神病。在城市中，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但是心理距离却拉大了。人们正在成为行走于混凝土丛林之中的苟且营生的经济动物。人心涣散，社区解体，欺诈、偷盗、抢劫等等违法犯罪行为猖獗，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对立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而且存在于群体之间，即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同阶层市民之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早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慨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纯属扯淡。对越来越多的市民来说，城市生活像极了“鸡肋”。
忽视、侵蚀、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意与敬畏。但是，太多的中国城市是在几年间建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相关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也就是土地的价值)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原来推土机只是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推土机已经驶入农村，推平农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兴起的“灭村运动”，将农民“请上楼”，将农民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市民。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30年前如此，30年后亦然。户籍制度人为地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将共和国的公民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再采用各种手段(机制化、政策化甚至法律化)，将农村各种资源人为地调集到城市，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享用。很多农民工选择城市其实多半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是希望生活不要变得更糟糕。这是因为，政府对农村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基本保障)的长期漠视，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将广大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闲置资金等诸多资源吸引、驱赶到城市。
笔者2002年来到北京，记不清单位门前的街道已被开膛破肚多少次，印象至深的是“扒路军”在不知疲倦地为日益攀升的GDP做贡献。然而，直到2008年，笔者安徽无为老家因沐浴“村村通”的阳光雨露，方才修了一条一次仅能通过一辆中型卡车的简易马路——单行道，现代文明似乎 “一步到位”。农村投资的严重不足与城市投资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经营城市的一个“杰出硕果”就是拉链工程层出不穷，“废物市民”(无所事事醉心于声色犬马、养猫遛狗族)比比皆是。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了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用于各种用途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在40~70年不等，土地出让时，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缴，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改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而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集中从事低工资、低待遇的脏活、累活、单调活或危险活。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工非农，非城非乡；又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中国学者高明，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说“半”仿佛是一个人一只脚迈出了门槛，另一只脚仍然停留在门内。抑或处于“城市留不下”，又“乡村回不得”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一度无比骄傲与荣耀的市民，被城市病折腾得越来越没有了脾气。但是，无论如何，相对于广大农村、农民，中国的市民在骨子里依然还存在一丝优越感，他们可以随便在马路边找一个农民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否则“这个人就是明天的你”。
在西方以及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贫民窟”的出现非常普遍。多年来，中国则为自己没有这一“城市伤疤”而感到自豪。尽管没有贫民窟，但是中国有棚户区，有“城中村”，有“胶囊公寓”，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流成三个层次，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大楼的背后隐藏着“城中村”与“棚户小屋”。在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里，违法建筑私搭乱建、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比比皆是，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
中国城市化没有产生“贫民窟”，除了有强大、无坚不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在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拿起锄头，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讲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实状况。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在2006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后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三农”的“苦、穷、险”并没有得到根本逆转。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摘自《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东方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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