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曾汶，1923年生，翻译家。译有《自由主义》、《政治中的人性》、《美国政治学说史》、《林肯集》、《杰裴逊选集》等。
施康强先生在《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一文中用具体例证说明翻译家月收入不足两千元，从而提出翻译稿酬极低的结论。此文深得我心，不独在稿酬问题上，文中有关翻译甘苦的体验都说得极为真切。而青年译者李继宏先生则认为在现代生产工具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日译8000字不成问题，月薪可达10560元(2006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于是我想结合自己的切身经验和体验，来谈一些看法。
我1945年秋大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宣传部，翌年升任宣传部经理，即开始以麦黛玲笔名写了大量关于好莱坞影片、影星的评价报道文章，资料均取诸于英美电影杂志，这可以说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滥觞。
我的第一个正规译作是电影剧本《左拉传》，1948年刊登在上海《大公报·大公园副刊》，1984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51年华纳公司上海分公司解散，我工作无着，自恃有些外文基础，就开始搞起翻译来，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单干翻译道路，如果从1946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60个年头了。
这60年，可以“文革”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我译书甚滥，小说、戏剧、教育，什么都译，抓在篮里就是菜，一共译了15本书，“文革”期间悉数被红卫兵抄走，以后只陆续找回几本。后阶段我改弦易辙，专攻经典社会科学著作，共计为商务印书馆译出了包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内的14本专著(商务编审方生称我是“商务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如《林肯选集》《杰斐逊选集》《政治中的人性》等。70岁时，迷上了儿童文学，我白天译童书，晚上译古典，左右逢源，自得其乐．后阶段我一共译了32本书、800万字，加以前阶段15本、150万字，一共47本、950万字。另外我又为《解放日报》编译了8个连载小说、50万字，加在一起，正好1000万字。
这1000万字，我一共拿到多少稿费呢?在前阶段，稿费一般是千字5～11元。(傅雷先生千字二十多元是特例，吾辈后生小子是想也不敢想的。)我1958年为作家出版社译《黑帮》，1962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译《苏联教育学》，1964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斯堪的纳维亚短篇小说集》，都是千字7元，倒是像群众出版社这种地方出版社，因为出惊险小说，印数庞大，稿费高达千字9元，而且一次可拿几个印数定额，像我1956年译的《海底英雄》，薄薄数十页，一次拿了一千多元，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了。
在后阶段，物价涨，但稿费并没有跟进。如我1983年为商务译的《林肯选集》，稿费仍只有千字8元，以后20元、30元、40元、50元逐年上升，直到最近几年，21世纪出版社张秋林先生才率先给我开了千字60元，但距国家规定的最高千字80元仍有一段距离。我2006年为商务译的《最高法院与宪法》倒是拿了千字80元，但那是因为我对拿再版稿费不抱希望，干脆卖断算了。艰深的社科著作和相对较容易的儿童书一个价。这也说明了我国稿酬制度的不合理。
这样，我前阶段的稿费收入大概不超过1万元(因为书和稿费清单都没了，只能毛估)，而后阶段则书和清单俱在，总计25万元。(这其中当然包含物价差异，我懒得算，也算不出。)25年25万元，一年1万元，一月800元，正好是我家半天钟点工的月工资。天哪，“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收入竟不及一位钟点工，这真是从何说起。
这样少的稿费，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说穿了，我生活不完全依靠稿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个好妻子，她是电台知名播音员，工资较高，她一个人的收入足够全家开支，这样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译书，稿费则作为旅游和高消费品之用。有位青年朋友见我活得“潇洒”，表示希望也学我的样，做职业译者，我向他连连摇手，说除非你家底厚，银行有大笔存款，否则千万别走这条路。要知道，别的不说，仅仅从2006年9月份起，我才托政策之福，以“高龄无保障老人”的名义，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医保和养老金的甜头呢。所谓“职业”是自封的，其实是无业，“文革”时期就是管我叫“无业游民”，把我呼来喝去，牵着鼻子走的。
中国稿费低还是高，难道我的切身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有人说了，你的工作量太少了，你把工作量大大地提高，稿费不也就大大地多了吗?李继宏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把翻译速度一下子提高到日译8000字(记住，这8000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初稿，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品，可以马上拿出去换钱的)，得出了月入10560元的数字，从而证明稿费不是低了，而是高了。他的这种“以量取胜”的策略，有点像给你一个月2万元的“高薪”，但是规定你必须每天做20小时的工作。这能行吗?再说，稿源也是有限的，一般译者不会有那么多约稿。任凭你电脑怎样飞快发展，翻译工作终究是要靠人脑来完成的，这样的超高速度，质量能保证吗?身体吃得消吗?琢磨推敲，涂抹删改(我服膺周克希先生的一句话：好译文是改出来的，改需要时间，大量的时间)这些翻译的必要条件和乐趣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味求快，神经绷紧到了极点——这肯定是不能持久的。用超高的工作量来制造一个虚假的高稿酬现象不会改变中国翻译稿费低的现状，而只会使现状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在行将告别我心爱的翻译工作之际，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国的翻译稿费提高得快一点儿，各位译家译得慢一点儿，精一点儿，大家悠着点儿。
(摘自《译书记》，金城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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