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虽然过去了，但是其教训不能不让人们深思。“借鸡生蛋”与“养虎为患”说，从独特的视角探究其发生的原因……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脱节导致本轮经济危机的发生和随后引发的经济动荡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我更愿意从经济全球化周期性调整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此前经济全球化共同繁荣的盛境得益于美国“借鸡生蛋”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但此种逻辑的暂时终结，也让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尝到了“养虎为患”的苦果。
美国的“借鸡生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引发了世界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化，原有货币体系中的“黄金锚”被彻底抛弃，转由美元体系所代替，而美国政府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则可以享受面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红利，同时也打通了美元 “通胀税”调节世界经济周期的通道。而且为了保证美元调配全球的逻辑能长期维持，围绕能源、粮食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这两个核心，美国不断强化它的全球资源配置地位，也正是由于它拥有了这个核心实力，美国经济可以不断“借鸡生蛋”——“借全球的鸡，生美国的蛋”。由此，美国可以仅仅凭借金融创新的点金术就能让美国人通过泡沫化的财富增长，来不断吸纳时处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持续增加的产能，进而促成全球生产要素围绕美国消费来配置的局面，同时美国的经济发展也被异化为构建在虚拟经济不断走高的基础之上，即所谓新经济时代。
但由于虚拟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美国之路的脆弱性也就越来越强，而危机一旦发生，也只有美国可以通过再造泡沫来把危机外移，因为它拥有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它的铸币税是向全世界开征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全球人把美国人养胖了、养懒了，一旦它生病，医药费必定是由全球其他国家来承担，而在工业化快速之路的选择下，下一步全球其他国家还得继续把美国人养胖，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你却决定不了。因此，当它开始减肥时，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推行它的新能源计划，成本极低地保持技术创新能力，同时继续通过金融创新来制造一些全世界都看不懂的东西，实在不行的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在本土以外的地方打上一仗，一方面进一步夯实美国本土的安全性，保证外部资金的持续流入，另一方面又能拉动经济一把，从而使经济回到之前的路径上来，进而确保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利益。
发展中国家的“养虎为患”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二元结构改进究竟是由中国内部解决还是由外部解决的问题，在社会稳定和外部竞争对手的潜在压力之下，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向无疑是一条捷径(况且此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成就也强化了该取向)。而向谁外向就成为接下来的问题，即面向发达国家还是面向发展中国家，这里自然就涉及一个产能吸纳能力权衡的问题。因为美国巨大的消费需求让中国选择它成为必然，中国的资源配置就此被动为“美国消费化”了。
在美国“借鸡生蛋”经济发展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完成工业化进程，对于美国消费的迁就也就成为了必然，即走上了“养虎为患”的路径。美欧等发达国家虽然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或者是新经济时代，但是其对于传统工业化产品的需求却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赶超的情绪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发达，已经使得它们可以完全依靠资本的调配来不断满足日渐膨胀的胃口，同时为了遏制发展中大国的潜在竞争优势，针对后进国家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纠正，也在其完成产业外移——产业空洞化之后，开始着手实施。相应对于资源配置的路径，就由发达国家自身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殖民地路径，变为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配置方式。而发展中国家鉴于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滞后，在庞大的就业人口压力下，如何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创新呢?那么，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嫁接外部技术和资本，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在 “借鸡生蛋”和“养虎为患”共生的局面下，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家而言，外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拉动因素，但正是由于其内部资源配置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在上一轮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期(2002-2007年)，经济结构中的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自身技术升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全球化以来，鉴于外部市场需求的压力，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从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结构调整，由此带来了吸纳非农就业人口的能力呈现递减趋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内部市场需求限于客观原因不能有效吸纳已经过剩的产能，因此外部需求成为产品的主要市场。但伴随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向型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外部市场的供给方竞争变得日益激烈，更进一步强化了加速推进重工业化进程的选择，二元结构困境也进一步加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工业化进程已经由前期依靠政府计划主导下的各种非市场性资源汲取机制——工农剪刀差，转为工业直接通过市场剥夺进城务工人员利益和环境成本外部化等方式来实现利润汲取，即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工农就业收入差距以及低廉的环境成本，均为这种汲取机制提供了可能。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困境：经济增长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度不断加深，同时重工业化比重不断提升，资源和环境瓶颈越发紧张，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但是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滞后，农民工暂时性的工业部门就业也显得越发脆弱，同时企业微观层过分倚重剥夺农民工利益的这种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也在不断增强。所以，一旦外部需求出现问题，国内就会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产能过剩倒灌，加剧内部企业竞争，同时资源价格机制的非市场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相应暂时性进城务工人员的返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
由此一来，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工业化陷阱。而政府对于经济的拉动，则更愿意是“铁公基”，但此种拉动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作用相对要偏小，因此推进城镇化进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又是什么呢?恐怕房地产的发展会成为一个选择。该行业拉动经济和解决就业的能力，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具有相对优势，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房价，实际上背后是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所以最后对中央政府而言，如何权衡两者成为当前调控的重点。而从调控手段而言，在经济过热时，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作用明显；在经济下滑时，恐怕将更加倚重利益手段，即对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而言，谁更听话，谁就会获取更多的利益(政治升迁和经济扶持)。
由此，就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全球化图景：美国“借鸡生蛋”——发展中国家 “养虎为患”。就内部而言，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其决策层要竭尽全力来不断缓解因全球资源的错配而可能引发的内部社会矛盾，同时还要权衡好各个利益集团的经济诉求，以保证经济的活力。
从外部来讲，对于经济利益背后表现出来的经济原教旨主义不是完全拒绝，而是有保留地吸纳，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尽量避免被边缘化，同时也要借助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冲突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冲突，以积极寻求国际发展空间。所以，大家对美国的单极化主张存在着微妙的情绪，而美国盟友的这种情绪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美国而言，则必须保持经济长期走强，否则就会把大家都拉下水，所以今后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将会是一种必然，同时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会更加复杂多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危机的反思和当时的解救，各国均不会马上提出根本改变现有经济局面的要求，更多的是采用一种边走边看的态度作积极准备，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又不愿直接表明的一点，就是目前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得到改变，可奢望大家坐下来通过谈判的途径来实现，又不太现实 (从2008年开始的G20峰会成果鲜有)，除非世界格局因为突发事件在短期内出现剧变，尤其是美国单极化格局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否则这种局面仍将会延续下去。
（摘自《思考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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