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纳粹党人喜欢吹嘘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但是，文化成就的质量在第三帝国经受了一个迅速的、惊人的衰退。
尽管纳粹党人喜欢吹嘘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但是，文化成就的质量在第三帝国经受了一个迅速的、惊人的衰退。戈林反复地说过：“无论什么时候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我都想摸我的左轮手枪。”无论这是否是杜撰，这一粗野的话语表达了纳粹精英分子普遍的情绪。事实上，戈林只是重复着元首的粗俗。希特勒一段时间实际上在玩弄着清除知识分子的想法，不过后来又认识到了一个明显的道理：伟大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推动了文化和科学的进程。
尽管纳粹领导人对文化问题表现出粗俗态度，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至少是最初——给新政权正式祝福。当然，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着犹太背景的——从一开始就反对纳粹的事业。希特勒刚刚获得权力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就纷纷离开这个国家。作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斯特凡·茨威格和阿诺德·茨威格、弗朗茨·韦费尔、雅可布·瓦塞尔曼流亡到国外。包豪斯学校的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马塞尔·布鲁尔被谴责为颓废者，他们前往美国定居。画家马克斯·贝克曼、奥斯卡·考考斯卡、库尔特·施维滕斯前往更为友好的国家。电影导演弗里茨·斯特恩贝格和弗里茨·朗格前往美国，玛莲·黛德丽和一大批不太知名的男女演员也选择了同样的去向。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国家。德国科学界还失去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里茨·莱舍、理查德·库兰特、詹姆斯·弗兰克、马克斯·玻恩和其他一些杰出科学家。
总之，大约有二千五百位作家或自愿或被迫离开了德国，从而导致了德国文化严重的贫血。但是，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非但没有离开德国，而且在纳粹的统治下获得了不凡的成果，其中包括维尔纳·海森堡、奥托·哈恩、马克斯·普朗克、马丁·海德格尔等等。为什么这些人最初会积极地响应希特勒的运动呢?首先，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德国的知识分子不涉及政治，因为政治会玷污精神生活。但一些人不能抵制一个政权公开的赞美，它借用他们的名声为他们认为的新革命服务。还有人受到了欺骗或者自欺，相信在第三帝国当中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那些为纳粹政权大唱赞歌、鼓吹它是一个创造性实验的人，很快就发现了文化被纳粹国家所利用，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文化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受到了“协调”。1933年3月，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布文化和政治从此成为了同义词，当年9月，国家文化委员会宣告成立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委员会处理文化生活的各个分支——绘画和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和出版。假如德国的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才能，都必须加入这一组织；但是该组织不允许非雅利安人加入。戈培尔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戈培尔的文化委员会绝不只是一个进行监控文化行为的代理机构。正如希特勒在经济或外交政策领域鼓励内部冲突一样，他也允许其他部门参与文化事务。罗森贝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意识形态训练和教育管理委员会，来自他早期的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它成为国家的另一个监察者，监视作家，建立黑名单，鼓动焚烧图书，清空博物馆中的“非日耳曼”艺术作品。
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特别热心于清洗普鲁工艺术学院中的犹太人和现代主义分子。在1933年2月，文学部的主任亨利希·曼和艺术部的主任凯塞·科尔维茨签署和发表了一个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到来的3月选举中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状态”之中。
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纳粹在普鲁士的文化高级专员伯恩哈特·卢斯特通知学院院长，除非反对者沉默下来，否则他将废除这所学校。科尔维茨和曼立刻提出了辞职。戈特弗里德·本恩被选来领导新的文学部，他起草了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要求人们放弃所有进一步的政治行为，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复兴工作当中。
1933年5月10日，德国文化史上一个惊人的事件——焚毁书籍——发生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毁书籍到焚毁民众只有一步之遥。这个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盟执行，其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日耳曼或者外国的作品，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全德国的大学举行大会，在会议上，学生、教授和党的官员相互比拼，对纳粹的政治正确表示忠诚。戈培尔调动了整个媒体机器记载了这一值得后人纪念的事件，将焚烧书籍的行为合理化。他说：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们!极端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确的道路。你正在从事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将过去罪恶的精神交付给火焰。这是一个强烈的、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在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11月的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已经消失了。从它的废墟上飞起了一只具有新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埋葬在火焰中。未来从我们心中的火焰中升起。我们的誓言被火焰所照亮：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
这个事件以焚烧书籍圆满完成。九位学生代表分别负责九类图书，对有问题的图书提出控诉，然后把它们扔进火中。
羞辱创造性精神的另一个方法，是在“堕落艺术”这一轻蔑的称呼下展示相关的作品。它采取了将可耻的艺术进行展览的形式，1937年先在慕尼黑后来在柏林举办的展览最为臭名昭著。展览向观众们展示了堕落艺术的代表作品，大多是现代艺术，它们和希特勒乏味的新古典主义趣味不相一致。纳粹党人喜欢那些尽可能“像画的”艺术；他们也喜欢那些“具有贵族气概的”或者“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慕尼黑的展览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陈列表现主义艺术作品，灯光灰暗，还伴随着有纳粹趣味的高级传播者的辱骂性描述。
在慕尼黑的德国文化之家，纳粹党人显示了自己的艺术偏好。文化之家所在的大厦被吹嘘为新帝国第一件美丽的作品，但是却被慕尼黑人称为“雅典火车站”。德国公众看到了野蛮权力的新文化样板作品和色情化的感伤。这座建筑本身受到希特勒的启示，带有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色彩。排列整齐的柱子没有任何修饰，处于良好的军事秩序之中，传递出一种整洁的美感。在这座大楼里，观众看到了阿诺·布雷克尔绘制的肌肉强健的巨幅裸体画，以及阿道夫·齐格勒带有性诱惑的少女画。
这种国家认可的艺术，代表了元首最高的希望和最深的激情。这位愿望落空的建筑师和屡遭挫折的艺术家，偏爱“所有能够使他的作品荣耀和使他的骄傲得到夸大的最大型的东西”。在他的艺术幻想中——在这方面，施佩尔对希特勒是放任地纵容——希特勒设想着新的、庞大的首都，它的模型在柏林艺术学院显要的地方展示出来。当施佩尔的父亲发现儿子狂热地沉浸在建筑巨大狂当中的时候，他惊呼：“你快彻底疯了。”在靠近国会的地方，希特勒需要一个巨大的会议厅，它是一个有着圆屋顶的建筑，足以使得圣彼得教堂相形见绌。圆顶直径为825英尺，大得足以容纳l2.5万人景仰领袖。还要建一个巨大的凯旋门；一个新的大型总理府——这是唯一一个事实上得到完成的主要项目；将能够容纳一百万人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
至于这种建筑规划的社会取向，纳粹的领导没有在人性的意义上作出任何贡献。人民实际生活、聚会、工作、游玩和社交的地方是次要的，因为在希特勒冷酷的世界里，建筑是为千年设计的，远比活着的人的需要重要得多。假如说民众得到重视的话，那么他们只是作为大众群体得到了重视。整个德国的公共建筑反映了这种建筑上的幻想。最令人生畏的建筑之一是纽伦堡巨大的党的集会地，演讲台的后面矗立着廊柱，以适合可以容纳四十万人的钢筋水泥建造的体育场。甚至纳粹时期的公共娱乐也立足于庞大性，为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修建的体育场就是一个证明，突出了巨大的内部空间以强调人民共同体的感觉。尽管体育场十分庄严，但是希特勒依然感到奥林匹克的场地太小，他决定用新的纽伦堡帝国运动场来避免这一缺点，它容纳的观众是柏林体育场的四倍。
总之，纳粹的艺术是庞大的、非个人的和千篇一律的。民众被修剪掉了所有的个性，仅仅成为一个表达假定为永久真理的符号。审视纳粹的建筑、艺术或绘画，一个人可以很快得到这样一种感觉：表情、形体和色彩都要服务于宣传的目的；它们都是纳粹的价值——权力、力量、坚强和北欧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述。
在视觉艺术和建筑领域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渗透到其他艺术形式当中。音乐学院受到了国家文化委员会的影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将德国的音乐从犹太人、外国人和现代主义者那里解放出来。瓦格纳的歌剧是元首的热爱，音乐纯洁的监察者怀疑任何企图超出瓦格纳的人。任何超出布鲁克纳和普菲茨纳的音乐都被谴责为“未来主义的堕落”。
纳粹党人将一流的天才驱逐出境，阻止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新颖思想，结果是在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他们提供了令人难堪的低级作品。被允许出版的图书大体上限制在以下四个主题——战争、种族、土地和纳粹运动。最为流行的主题之一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战士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作为精神体验的战争”是两次大战期间一个突出的文学类型。恩斯特·云格尔将这种文学类型提升到光辉灿烂的审美高度，只要为了祖国，战争的恐惧和死亡的神圣是值得赞美的。尽管战争产生了令人胆寒的损失，但是，战争故事的流行证明了在德国生活中军国主义根深蒂固的热爱。除了云格尔之外，另一个歌颂战争的著名作家是维尔纳·博伊梅尔堡，他过去是一位官员。他竭力再现了战争的残酷意象，并且用一位批评家所称谓的“过于感伤的”同志友情将战争神圣化。
这些作家所共同拥有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拒绝和对保守的德国价值观的肯定。这些价值观被假定存在于农村的封建意识形态当中，并且得到了对极端的伪古典主义或者苍白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偏爱的恰当美化。在文学中，典范的作品是“血液和土地”之类的小说，这类小说类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发了自由军团士兵的杀戮行为。
散布大众崇拜的主要技术工具是广播，它在1933年受到戈培尔宣传部的控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广播电台由国家运作，属于邮政系统，但现在很快合并到纳粹的宣传机器当中。所有的地方电台被征用，服从于新的国家广播公司，同时，新闻的采集控制在由汉斯·弗里茨彻领导的无线服务小组。国家广播委员会组织支持大多数收音机的生产。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纳粹政权鼓励生产便宜的收音机，其中最著名的是“人民收音机”，售价76马克；“劳工阵线收音机”将纳粹党的信息传送到工厂；还有一种小型收音机，被人们普遍称为“戈培尔的大嘴巴”，售价仅仅35马克。德国的收音机拥有者必须每月支付两马克以获得收听国家控制的广播的权利。用广播委员会主管尤金·哈德莫沃斯基的话来说，国家控制的广播是用来“以各种形式，掀起政治操纵、愤怒、宣传的幻想波澜”。
（摘自《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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