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说到底无非两个症结：农村没人，企业没钱。倘若农村有人（剩余劳动力），企业有钱，什么都好说，还闹什么民工荒？但是，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要看在什么地方，西部农村还有上亿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而对于企业没钱给员工增加工资，显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民工荒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概从2004年开始，在新闻媒体上就出现了“民工荒”的字眼。有的时候用词之夸张，让人瞠目结舌。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在意，以为是媒体在喊“狼来了”，不过是场娱乐。
可是，有些学者为此推波助澜，他们预言：“目前发端于中国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预示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正逐步呈现。”许多人对于刘易斯拐点并不十分了解，却非常喜欢这样一个观点：民工荒意味着大幅度增加工资的时候快来了。为了能够增加工资，他们巴不得民工荒早点来。 曾几何时，民工荒的呼声犹在耳边，2008年北美突然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大幅度下跌，沿海许多企业不得不裁减员工，上千万农民工丢掉了工作，一时怨声载道。“民工荒”似乎转眼之间就销声匿迹了。
2011年春节过后，“民工荒”卷土重来。随着经济的复苏，订单重新飞来，珠三角的企业不得不采取措施抢夺工人，普工的工资随之迅速提高。比如东莞的最低工资线为770元。长期以来，许多企业比照最低工资支付普工的底薪。自2010年夏，不少企业把普工工资提到1000元甚至1200元。有些企业过去只招30岁以下的员工，现在也将标准放宽到了45岁。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足够的普工而叫苦不迭。
据某媒体报道：广州地区对应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深圳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仅仅宝安区春节后用工缺口就达20万人左右。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难怪有媒体声称：“种种迹象表明，用工荒已经由技术工人蔓延到普工，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全国。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尚未开始下降，但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已经十分明显了。”
民工荒究竟是怎么回事?
“民工荒”说到底无非两个症结：农村没人，企业没钱。倘若农村有人(剩余劳动力)，企业有钱，什么都好说，还闹什么民工荒?
说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要看在什么地方。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村里确实没有剩余劳动力了。江阴华西村的劳动力当中有70％以上是外地来打工的，本村人的收入比那些外来的工程师还高。可是，中国有多少农村能够像华西村那样？2009年，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数的38.1％，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就算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恐怕都不敢说中国没有剩余劳动力。
归根到底还是钱。只要支付的工资足够高，要多少普工就有多少。境内没有，境外还没有吗？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前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失业率很高。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很快就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随后就大规模地从海外引进劳动力。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背景和中国大陆十分相像，许多在亚洲四小龙出现过的事情都会在中国大陆重演，只不过重演的时间和方式略有不同而已。如果境内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无论是把眼光放在引进海外劳工还是把产业向海外转移上，这些想法都不合时宜。
在农村中是否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总量来讲，截至2011年，中国农村至少还有1亿剩余劳动力。即使每年能够转移出去600万至800万人，起码还要用10年才能基本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可能还会有所增加。声称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或者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某些地区缺乏劳动力，而另外一些地区的农村还积压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就需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窝在家里出不来？很可能是当前政策存在种种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或者农民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在社会保障体制和教育体制上存在某些歧视农民工的政策，等等。解决这个矛盾的重点不是去推动最低工资，而是千方百计帮助贫穷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
事实上，那些高科技或资本密集型行业支付工资水平比较高，它们就没有民工荒的问题。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比较薄，给员工增加工资的空间很小。倘若要它们大幅度给员工增加工资，这些企业就只好关门了。这就是我们在研究民工荒的时候不能绕过去的产业升级问题。
当前，随着物价上升，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制造业和服务业若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支付更高的报酬。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很难逆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被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
总之，民工荒并非空穴来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长期伴随着我们。在实现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民工荒和产业升级将如影随形，不足为奇。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好好理清脉络，找出正确的对策。
民工荒的地域特征
民工荒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分省数据表明，民工荒只发生在沿海。
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目前的‘民工荒’仍是区域性的，缺工最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的加工贸易出口业。招工难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闽东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泉州。”
在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有四点。第一，当地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如果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扩张，必然需要从外地引进劳动力。目前在这些地区还存在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第二，这些地区的企业至今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企业净利润率比较低，给民工增加工资的空间甚小。第三，当地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如果农民工的工资赶不上物价水平，他们的净收入会不断下降。第四，随着农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除非工资水平有显著提高，否则外出打工的激励越来越弱。
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有两条：第一，调整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善待农民工，促进劳动力流动；第二，通过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全国一盘棋，整体、全面、和谐发展。能不能给农民工增加工资理应是企业的决策。如果企业确实还有利润空间，只要民工荒持续一段时间，企业雇不到足够的劳工，不能维持正常生产，不怕企业家不给普工加工资。如果企业确实没有利润空间，产业升级还有困难，倘若政府强行要求企业给农民工增加工资，只能迫使这些企业关门倒闭，最终断绝了目前尚在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损害了最穷的穷人的利益。由此可见，在解决民工荒的问题上，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倘若不论青红皂白，政府直接出手干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好心办坏事，适得其反。
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激励是城乡收入差别。不仅要考虑农民工的名义工资，还要综合考虑他们外出打工的成本。
事实上，农民在外出打工之前都面临多种选择：留在家里务农，短途外出在家乡周边打工，或者长途外出到沿海打工。农民工在决定出门打工之前必然会做成本核算。无论做何种选择都要考虑替代成本。去沿海打工的成本除了比家乡更高的生活费用之外，还包括长途跋涉的路费、不能照顾家庭的损失、额外的子女教育费用，还有打工就业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外地生活的不适应等。除非外出打工的收益明显高于成本，否则他们为何要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地奔往远方?
简而言之，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积极性在逐步减弱。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愿意外出务工的民工数较往年有所下降。2011年仅有62％的返乡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比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另有30％表示要看看再说，还有8％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在家乡创业、务农或从事家务。在准备外出人员中，超过1／4的民工不打算回原企业上班，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和没发展前途(占14％)。
民工荒与产业升级
要给农民工涨工资，前提条件是企业尚有利润空间。
《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该厂老板说：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哪些企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显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较高，利润空间较大。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苏州、无锡、常州较少传出民工荒消息。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至今依然以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其中大量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较快，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多，工资水平和涨幅高于珠三角与闽东南，对民工更具有吸引力，因而长三角地区民工荒的压力就小得多。
由此可见，加速产业升级是沿海地区不可回避的战略任务。
斗转星移，时代变迁，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具有新的特征。一方面，第二代农民工的期望值较高，他们肩负的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能力都远远不及他们的父兄。他们在就业选择、工作条件、劳动保护上要求更高，更加挑剔工作，不再像他们的父兄那样愿意就业于工资水平较低、长期加班的企业。另一方面，第二代农民工的流动性更高，视野更开阔，学习能力更强，更适应产业升级。这些特征决定着今后民工荒可能会时起时伏，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地域出现。倘若某些企业雇不到普工，无非两条选择，涨工资或者搬家。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自然会根据各自的状况进行决策。政府的作用是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用不着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就一定能够不断完善、健全劳动力市场，促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摘自《看懂中国贫富差距》，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3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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