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治社会富贵病

    “因富而贵病”——一个太多人想当富豪而太多富豪想当贵族的病。它在无息无声之中侵蚀着这个社会。

    “富贵病”，30年前的中国没有多少人会担心这类病，而后来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担心得这类病的人越来越多。通俗地说，这类毛病就是人吃多了大鱼大肉，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等等。

    现如今，“社会富贵病”也已成了一个全民现象，连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五千年的农民都不能免疫。

    在我们这个社会普及的“富贵病”，呈现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症状：这个社会的儿童不推着童车去玩耍而拽着拉杆箱去幼儿园学外语练提琴、少年长大了以后不要当科学家而要当贪官、青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中年花上几十亿忙着争夺哪里才是大流氓和大圣人的故乡、老年则去生吃茄子猛喝绿豆汤……

    这些症状虽不能说全部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却多数专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大家都有病”的时代。

    我们社会患上的也可以被称为“富贵病”，正是因为几乎所有奇谈怪论的背后都可以闻到金钱的味道。然而，我们能把教育失败、法治缺位、道德崩溃、贫富悬殊、文化畸形等等都算在金钱账上吗？

    其实，财富以及对财富的追求并不是所有这一切光怪陆离的幕后推手。一个人想变得富有，这原本不是毛病；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想变得富有，同样不是毛病，而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逐利的欲望作为人性最本质的组成部分之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没有这种欲望以及对逐利欲的鼓励，任何社会都会沦落为失去了燃料棒的核反应堆，冰冷而毫无生气。一个不鼓励其成员变得更加富有的社会所能产生的怪力乱神其实一点也不会输给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也曾经历过一个那样的时代，而且距今并不遥远。

    我们的病因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存在着巨大的逐利欲望，而是因为我们对这种不久前被唤醒的欲望完全不作约束,默许甚至鼓励这种欲望的指向成为这个社会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

    当财富成为唯一可计量的标准时，所有人都会开始奢望凭借着财富取得高于其他人的地位，包括社会尊严和政治权利。这才是我们真正罹患的重病——“因富贵而病”，太多人想当富豪而太多富豪想当贵族的病。

    我们不能反对提倡富有，但我们必须反对因富而贵。我们是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人或有贫富差异但不应有贵贱分别；在这个国家，允许有富人不许有贵族，否则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只能沦落为赤裸裸的强盗经济。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靠教育民众？可是我们的学校到处都打着培养“精英”、“淑女”和“贵族”的旗号；靠弘扬道德？可是我们的地方政府不惜用40亿来给一个880年前的老夫子祝寿，让这位老夫子的“存天理灭人欲”变成了一面酒肆招牌；靠健全法制？可是我们的法官在忙着用法律武器为自己争取当兼职煤矿老板的利润。

    之所以这一切都靠不住，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太多地方太多部门的公权力习惯了对财富奴颜婢膝！

    当我们的地方官开始公然在大街上刷下类似“谁和招商引资为难就是和全县人民为难”的标语时，所有的怪现象就都不难解释了。选择了站在财富一边的公权力保证这个社会多数成员利益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哪怕公权力在为财富保驾护航时打着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号？

    我们要治富贵病，只能从切断富和贵的关联入手，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取决于我们的公权力。我们的公权力要像保护富人一样保护穷人，也要像保护穷人一样保护富人。不保护富人，我们的富人会带着他们的财富离开这个国家，不保护穷人，我们的富人和他们的财富早晚有一天会被愤怒的穷人所吞没。而公权力恰恰是保持双方平衡并且保证二者之间的正态流动。

    归根结底，公权力是裁判而不是球员。我们的社会也和足球场上一样，要想有干净的球员，必须先有干净的裁判。

    （摘自《中国尊严——还要跨越多少门槛》，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