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晚年在老朋友姜丕之的建议下撰写回忆录，每天想到什么写什么，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从1981年到1983年断断续续地写了100个片断，内容涉及与他交往密切的老朋友、个人经历和治学活动以及生活情趣等等。这些回忆，读起来极为有趣。
金先生说：“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同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接触到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忆回忆。”
同毛主席吃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
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就给我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 “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听说毛主席是不让人为他祝寿的。我们朋友之间有几个人商量商量，认为这只是不让大家公开地祝寿。我们几个朋友私自聚集起来，庆祝庆祝未尝不可。这事就交我办。
在这以前，梁任公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祝寿。寿联中有上联的后两句“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中有“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我想这个调调可以利用。我就主张联文如下：“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是“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叔存邓以蜇起先没有说什么，大概有点不满。后来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为“已七十矣”，叔存高兴了，看来他有同样的看法。叔存写了两副，一是用楷书写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长篆字写的。定稿是：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我不大懂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按照我的记忆，胡绳同志告诉我说，他和毛主席曾谈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这二者是有分别的；对无产阶级，情况不同。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后，世界观就是它的人生观，它没有独立于革命的世界观的人生观了。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也仍然是。
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去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 “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做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笑得特别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最雅的朋友邓叔存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与宗白华有“北宗南邓”之称。“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
邓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的参加者。他参加的方式和张奚若、梁思成、陶孟和的方式不同，这三家都是男女一起参加的，邓先生只是单独地参加而已。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星(期)六碰头会”谈话的内容，除每次开始时有一小段时候谈谈政治情况外，主要的是谈美术，有时邓先生还拿一两张山水画来。他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可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他也能画。在一篇哲学论文里，我说“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里说的画就是叔存先生的画。
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例如“红”，就我个人说，我就是喜欢，特别是枣红、赭红。雅有和颜色类似的直接承现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可是，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大都不知道，我个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质，我愈糊涂。
“红”那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家解决了它的本质问题。“雅”的问题，他们大概不会过问。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社会科学方面的或文学艺术方面的先生们来解决。
叔存去世了，我曾作挽联如下：
霜露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
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
但是没有写出，更没有送出。
我喜欢作对联
小的时候，大人(主要是几个哥哥)经常讲对联。我也学了背对联，背的多半是曹丕的。到北京后，也喜欢作对联，特别喜欢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对联，有时也因此得罪人。
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抗战前在北京住前后院，每天来往非常之多。我作了下面这一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很不一样，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我鼓掌赞成。
我也给老朋友兼同事吴景超和龚业雅夫妇作了对联。上联是：“以雅为业龚业雅非诚雅者”；下联是“唯超是景吴景超岂真超哉”。这里上联不只是拼凑而已，也表示我当时的意见。
这就追到唐擘黄先生同我的讨论。上世纪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先生同我从晚8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得不到的东西。不知道唐先生还记得否?
以上说的对联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不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也有三次。一是送沈性仁女士的：“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蓝香静处风。”另一是送清华建筑系青年讲师的：“修到梅花成眷属，不劳松菊待归人。”第三次就是前面提到的给毛主席祝寿作的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好了，我又想到过去的一副对联。太平军革命失败之后，曾、左手下的武官也发财致富了。自项羽、刘邦带头后，衣锦总是要还乡的。这些还乡的武官都成为乡下的大地主，这也就产生了一些专门“敲竹杠”的落第文人。这些文人自备抬着走的轿子，他们到了地主家，抬轿的人就走了，地主就得招待他们。有一个自称为流落在湖南的湖北江夏的文人，到了一个大地主家，抬轿的人走了，他就坐在轿子里，要求会见主人。主人见了他之后提出上联说：“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还算第一，还算第二?”那位“敲竹杠”(现在记起来了，那时叫“打秋风”)先生对曰：“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游士本儒人，亦不在前，亦不在后。”
我有次想“自寻短见”
提到喝酒，想起醉。解放前喝黄酒的时候多，醉也大都是黄酒的“醉”。黄酒的“醉”有恰到好处的程度，也有超过好处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超过程度就只有坏处。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维了。就“醉”说，最坏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转，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
上面说的是因酒而醉。
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太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其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在抗战困难时期，四川人曾在“得”字、“不”字、“了”字三个字上做文章，说当时的日子“不得了”，可是将来的日子会“了不得”。烟醉只是 “不得了”而已。
我这个人从来乐观，唯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摘自《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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