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是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1953年，我随父母从杭州迁往北京后不久就住进中关村，直到1984年远赴加拿大，30年的时间几乎就没离开过这块土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中关村是什么样子呢?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当时这里的荒凉。我家刚搬到这里时，国家刚刚开始大规模建设这座以中科院为中心的科学城。中关村东面兴建的是一幢幢研究大楼，而西面则是家属区，北面紧邻北大的中关园，其他楼房正在全面修建。据人考证，“中关村”是在1953年正式出现在文字记录中的，过去这一带有“中官屯”之称。有人说先有中关村后有中关园，但我搬到中关村时，中关园的平房已建成，这里就叫中关村了。
当时，多数公共汽车路过这里都不停，只有32路汽车(现在的332路，从西直门开往颐和园)在这里临时加了个小站叫“中关村”。我记得，在这里等车很难，有时只好乘坐一种私人经营的面包车大小的烧木炭的黑色“老爷”汽车。下车时，鼻子像被烟呛了似的说不出的难受。
我上小学是在北大附小，当时的北大附小就在现北大图书馆楼的东侧，每天穿过中关园进北大东南门。一路上人烟稀少，看不见汽车。从蓝旗营到中关村方向的马路还没有，在靠近中关村时还能看见土墙上画的狼圈。狼圈就是在墙上用白灰画的圆圈，据说狼看见后就不敢进村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不能想象，西山的狼会光顾到现在的中关村电子商城这一带。
号称科学城中第一楼的原子能楼于1953年11月底竣工；近代物理所于1954年元月成为首家进驻中关村的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科学方面，四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所、经济所、语言所和哲学所——于1953年10月先后竣工，一个小楼一个所，统称为“四所”。后来社会科学部从科学院分出去，这些所才先后搬走。与此同时，北区家属楼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我家先搬到了10号楼，后来在1955年时又搬到了15楼。
中关村北区的13楼、14楼和15楼亦称特楼，朝南呈?（具体形状见原书）字形。这些楼里住过许多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32人以及9位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在1999年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3位科技专家中有8位曾在这里住过(包括10号灰楼的陈芳允)。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14楼里贝时璋的夫人就是对门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中学老师，而住一层的赵忠尧先生则是钱三强就读清华物理系时的老师。13楼的住户很多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三四十岁的他们刚刚从海外归来就直接来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2006年当我回到这里时，除了104岁的贝时璋伯伯和钱三强夫人何泽慧伯母、杨承宗伯伯及郭永怀夫人李佩尚存外，大部分人已离此而去。
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
我家住在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家，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
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赵伯伯的死，极大地震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我们天天共同出入同一个单元门洞，真是上班不见下班见。他身材并不高，但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他一生正直，踏实严谨，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他和我父亲搞的不是一个专业，但经常可看到他们在门前路旁探讨一些问题，有时他也来我家谈。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我知道的受到冲击而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楼的“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14楼的真菌专家邓叔群，15楼的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据后来有人统计中科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科技人员迫害致死者达229人。
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
王伯伯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省的湄潭和遵义，我就出生在湄潭。后来我们两家从湄潭回到杭州，再从杭州搬到北京，在中关村我们又是上下楼的近邻，两家有几十年的交情。爸爸比王伯伯年长，王伯伯总是谦虚地称家父为蔡老师。王伯母吴月琴勤恳、朴实，心地善良，比王伯伯大三岁。王伯伯14岁时，由外婆包办他们的婚姻。
1956年王伯伯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王伯母经常来我家，我妈妈经常帮她，包括她第一次出国去苏联照顾王伯伯的行前衣着准备等。她文化水平不高，平时穿着又很普通，以致后来我爱人第一次见她来我家时，还误以为她是保姆。从婚姻和待友的态度就可看出王伯伯的人品。
这里我要讲的是王伯伯的两个故旧，一个是好友束星北，另一个是学生许良英。这两人都是浙大出来的，我父亲都和他们熟悉，我也都见过。
我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束星北有时会来北京找王伯伯。有一次，他又在15楼下向上喊王伯伯。我爸爸说，他被打成右派，家中生活困难，可能又是来要钱的。我看他身体魁梧，不修边幅。听父辈们说，他极有天赋和才华，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王伯伯从1936年至1950年长期与束星北在浙大物理系共事，彼此了解甚深。在那个年代，王伯伯敢于帮落难的旧友，其人品的高尚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要说的另一位是深受王伯伯赏识的他的学生许良英。我爸爸告诉我，许良英解放前是浙大地下党员、支部书记，解放后调到中科院，负责科学期刊审定。1958年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发送回浙江原籍，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后来王伯伯获悉他在农村生活苦难，曾用“王京”的名字多次从四川给他寄钱。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的王伯伯，要冒多大的风险，才能帮助这两位被定为“阶级敌人”的老友呀!
王淦昌先生是一名正直的科学家，也是我尊敬的长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我父亲的追悼会上，随后我远赴海外。十分遗憾，当我第一次回国时，王伯伯和王伯母已经离我而去了。
百岁科学家寿星贝时璋伯伯
贝伯伯是我最熟悉的科学家长辈之一，是科学界少有的老寿星，在纂写本文时他是唯一健在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老人的长寿观看似简单，可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值得人们深思。
在他八十来岁时，人们几乎每天还可看到他一早便步行上班，穿过人来车往的马路，从住所沿着中关村北一街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伯伯走了整整40年。踏进贝家，年轻人会觉得从房子、家具到他的用品似乎都不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伯伯曾说：“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他们一家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父亲也留学日、德，他和贝伯伯长期共同在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工作，而且都是搞生物的，有深厚的友情。我妈妈和贝伯母是同乡。贝伯伯、贝伯母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在我结婚时，他们送礼致贺。他们的次子贝德和我关系很好，他如同我的大哥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走到他窗下，一吹口哨，他马上打开窗子，对着窗子我们就聊起来，有时就上楼去。他的两大爱好深深地影响着我——一是古典音乐，一是无线电收音机。他那时装的还是电子管收音机，加上针式唱机和大唱片，我们一起欣赏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优美的乐曲，到现在还回味无穷。
2009年10月24日我回国，和贝德约好29日上午到中关村，和竺安(竺可桢之子)，王遵明(王淦昌之女)一起见面，他送我们贝时璋106岁华诞的画册。见面时，贝德告诉我，昨天他爸爸有点累，和六名研究人员谈创新太激动了，晚上吐了几次。让我先去竺安家，他先过去看看，情况好再过来。没想到一去未返。下午二三点钟得知贝伯伯已在9点半左右在睡眠中平静去世。当我赶到14楼时，遗体已送中关村医院。痛哉!想不到这次回国竟成了送贝伯伯之行。我们中关村第二代人向贝伯伯献上一个花篮，花圈上的挽联为“伯伯曾以生命探索生命，我们当以努力接续努力”。
“三只老虎”
在中关村，赵忠尧、童第周和家父被有些人称为“三只老虎”，因为他们三人都是1902年生，属虎。
“文革”中赵伯伯的太太去世之后，他几乎天天来我家抒发他心中的苦闷。他和后来的夫人胡医生交往的初期，也常找我父母当参谋。这让我能近距离地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他，了解他。
赵伯伯自幼身体孱弱，五十多岁时开始学习游泳、滑冰，到了老年他的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了，七十多岁时还在骑自行车。赵伯母慈祥可亲，而她的体形和赵伯伯比起来，几乎有她先生一倍半宽，大家都叫她胖太太。
赵忠尧与他的老师叶企孙一起，培养了一批后来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很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例如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
14楼有三对著名科学家夫妇，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陈世骧、谢蕴贞和童第周、叶毓芬。前两对夫妇都是研究员，唯独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直至去世仍只是一个副教授，而与她一起的同事都早已升为教授。其间，她至少有三次机会，但都失之交臂，因为童第周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名单报到了他那里，总是把升职的名额让给了别人。叶毓芬的去世给童第周带来沉重的打击，他流着泪对儿女们说：“我对不起她，她这几天不舒服，我没有陪她去看病……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却未能升为教授。”
“文革”中，童第周被派去打扫动物所大楼的厕所，古稀之年的他，尽心尽责地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哪天厕所不干净了，人们就知道是童老没来上班。后来童老被解放了，但他仍然坚持打扫厕所很长一段时间。“文革”结束后，童第周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来又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文革”后担任这么高职务的第一位老知识分子。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又不得不出席各项社会活动，每次回来都累得不行，不到一年童伯伯就去世了。我们看在眼里不由地说，如果他不当这个官，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或许会活得更长些，对科学的贡献也会更大些。可当不当官是由不得他自己的。
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何泽慧
钱三强，几乎人所共知。然而，对他的夫人何泽慧却知者不多。其实，钱三强与何泽慧是1932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的同班同学。他们班里原来有八位女同学，五位中途转学，唯有何泽慧等三人坚持到毕业，而且何泽慧的毕业论文夺得全班最高分。这个班的男学生，能坚持到学业期满的也只有7人，钱三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也获得了90分的高分。
下面摘录一段钱三强离世14年后(2006年初)，央视《大家》栏目对92岁高龄的何泽慧的采访(略加批注)，以便人们了解何泽慧：
央视：我们今天采访您，主要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以您为榜样。
何：听我故事有什么用?让他们来向我学习，你们倒霉了。
央视：为什么呢?
何：我做事不合时代的。
……
央视：二战爆发的时候，您在德国，钱先生在法国，联系受限制吧?
何：有，跟打仗的国家都有限制，规定都是25个字。
央视：这25个字怎么样准确表达意思啊，您记得吗?
何：那您可以多写几封啊。对不对?
央视：这25字信，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信?
何：没有。就你好不好，25个字够了。我挺好，你放心，就是这样。
……
央视：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在居里实验室和钱老一起发现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过程?
何：这个简单得很，你要发现东西容易得很，这有什么过程?你做工作细致点，就成了，都会发现。
央视：那您是怎么发现的?
何：看见了，不就发现了?
央视：看见了?(不死心!)那您是怎么看到的呢?
何：做实验就看见了呗，谁做谁就能看见。
央视：您当时做过多少次实验发现这个?(想要引诱出“做了几百几千几万次实验才发现”之类的话。)
何：这个，一天到晚在那儿做实验。一天几百张照片，你去看吧，分析吧，做完了就完了，你要看找东西，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
央视：刚刚回国的时候，实验室的情况如何？
何：什么都没有，都要到旧货摊上去买，就连用把钳子都要去买。反正我不觉得困难，我觉得挺有趣的，这难不倒我。
(关于下放到干校时期)
央视：劳动改造时期的心情……
何：我负责敲钟、报时。我骄傲得很，他们都得听我的!
央视：听说你那时候敲钟很准时，所有人都拿你的钟声来对表，你是怎么保证钟声准时的呢?
何：敲钟的时候拿个收音机，它报时的时候我就敲。
(关于贡献)
央视：你们为国家做出贡献……
何：什么贡献?还不都是抄来的。
有人评论：一个说真话的牛人……一般人是要将简单的事情说得很牛，她是把很牛的事情说得很简单。这种人，几乎绝迹了。最后一句，真牛!!
钱三强的儿子思进家至今一直住在中关村。前年温家宝总理去探望何泽慧女士时，看她家陈旧，走廊里也都堆满了书，劝她搬个新家。但她说，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何泽慧的个性。
下面再谈点我所经历的事：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我很少能看见钱伯伯有悠闲的时候，还有我们楼上的王淦昌伯伯，突然有段时间见不到他了，我就知道他又去基地了。他们把全部精力和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中去，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1960年，钱伯伯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并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当年，中关村北区大门口派驻有解放军一个班，主要任务就是给14楼站岗，夜间还是双岗。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主要就是保护钱伯伯的。
钱伯伯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人们后来称颂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文革”时他告诉我们他被贴有两千多张大字报。他很关心形势发展，但不便出门，有时听听我们谈谈小道消息，他从不对我们发表任何意见。后来解放军也撤走了，再看见他在14楼前散步，那已是“文革”后期了。
1983年家父去世时，他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他久久站在那里注视着家父，一言不发，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后来不久听说他就病了，而我也出国了。我真遗憾未能在他生前再去问候他。
【注】
本文写完之后，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一篇名为《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钱三强和他的“女神”》的文章，很多事前所未闻。我立即发邮件给钱思进询问关于钱三强先生的故事是否真实，怎么以前从未听说过。钱思进浏览后不禁愕然，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大部分事情也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尤其是最后一节《临终为爱妻深情吟诗》所描述的：“这一天，钱三强从一位病友手中借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著名诗人黎萨的一个袖珍本诗集。他躺在病床上，怀着沉痛的心情给他的爱妻读了黎萨的一首绝命诗……”“这完全是胡编乱造!”钱思进愤怒地表示。钱思进介绍，父亲当时虽然因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但从来没意识到自己会不久辞世，他和家人们都以为，像前几次住院那样，休息恢复一段时间即可康复。钱思进说：“我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读过什么诗，我相信他们也没有听说过诗人黎萨的名字，并且从最后发病到去世前几小时他还在跟我母亲开着玩笑，又怎么会‘怀着沉痛的心情’读黎萨的什么绝命诗呢?”
我们后来发现，有关钱三强与何泽慧的一些臆造和不实的材料已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以致只要在网上搜索有关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条目，就有编造和虚构的内容。我和思进希望本文能起到一定的以正视听的作用。
（摘自《中关村回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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