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教育和住房，已然是中国人熟知的新三座大山。从长远计，跨过三座大山，是拉动内需的根本所在，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调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核心所在。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的必要性更加凸显。从需求结构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比重。
居民不能把所有收入用于消费，必须为未来的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远期开支进行储蓄。因此，要提振国内消费需求，从根本上讲，就必须铲除拦住居民消费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和住房。
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
2007年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9.2：21.3:59.5。其中居民所占的份额不仅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国80.5％、希腊76.5％)，也难以望其他亚洲国家项背(韩国65.0％、日本65.8％)。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政府收入占GDP份额与以“高税收、高福利”闻名的北欧国家相当，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却并未用于社会福利，而是被大量的投资、惊人的公务消费所耗散。近十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达二百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至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要知道，2009年中央财政的教育支出也不过1981亿元。
中国人为何消费不起来?
电视剧《蜗居》引发全国热评，特别是被房价压垮的80后一代更是心有戚戚焉。不少大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10，买房负担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除了医疗、养老、教育之外的又一座大山。台湾歌手郑智化所唱的“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如今不幸已成现实。
房价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公民的幸福水平，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调整。一方面，美国居民在金融创新和宽松信贷环境的支撑下过度消费，居民负债率一度达到133％。到2009年5月，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从危机前的接近零储蓄上升到6.9％，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以金额计算，新增储蓄达到75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是“全球化红利”的重要受益者，并迅速积累了约2.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是，面对美国去杠杆化和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双重挤压，中国必须转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并采取了多重政策刺激国内需求。遗憾的是，目前国内需求仍然是以投资需求为主，居民消费需求不足。2009年投资占GDP比重已升至67％的历史高位。在消费需求不足、出口需求滑坡的情况下，投资膨胀可能进一步导致生产过剩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而大量资金从投资领域被转移到资产市场更加剧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化的风险。 提振居民消费需求在国内已成共识，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却前路艰辛。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居民在高收入阶段要大量储蓄以备养老等需要。对我国而言，居民的收入只有剔除了养老需求、医疗需求、购房需求、子女教育需求等预防性收入之后的部分，才是能够释放出购买力的有效收入。
显然，问题的根本症结还是在于居民有效收入太低，这是中国高储蓄文化的根本成因。但该如何解释GDP连续30年平均9.8％的增速与居民有效收入的缓慢增长之间的矛盾?
首先，这与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高度相关。由于GDP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招商引资的热潮，而且项目越大越受欢迎。外资项目通常只把生产制造环节放在国内，“世界工厂”模式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却只获得了微薄利润。以《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罗技现象”为例：瑞士和美国合资的罗技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2000万个在中国苏州制造的鼠标，每个鼠标售价约40美元，其中，罗技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得14美元，中国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开支仅得3美元。
其次，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待加强。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也要兼顾员工、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目前由于缺乏强大的工会体系，员工利益时常得不到保护。苹果公司在《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自曝其多家中国代工厂存在克扣员工加班费、员工居住环境恶劣、员工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在GDP崇拜心理下，地方政府对这些问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次，税收制度漏洞加剧了收入两极分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Asia)报告，中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左右，居参加排名的22个亚洲国家之首，与美国的收入两极分化程度基本相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化改革必然的阶段。例如，比尔·盖茨通过微软桌面系统成为2007年全球首富，巴菲特则靠穿透未来的判断能力成为全球第二富，他们的榜样激励了无数的创业和创新人才。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有两则新闻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其一，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园大股东杨惠妍问鼎中国2007年度首富。年仅26岁的杨惠妍拥有了12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仅仅是因为她父亲把所持有的大部分股份赠与了自己的女儿。如果按照美国最高50％的遗产税税率，这意味着需要向政府缴纳600亿元的税收，但在我国却轻易地逃脱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们在关注民营企业“富二代”在管理上接班的同时，更要关注在股份持有者身份上的“悄悄继承”。其二，宗庆后在“达娃之争”中被披露大量逃税，并在立案前夕突击补交两亿多元个税税款。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由于民营企业主可以拿很低的工资，把各种费用计入公司成本，同时把个人收入隐藏在公司利润中，非常容易逃避累进所得税。相比之下，大量的白领阶层则成了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绵羊。如果企业家因为有名，就可以补交个人所得税而不受惩罚，则无异于对逃税行为的鼓励和纵容。
由此可见，要培养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让中国人消费起来，不仅要完善医疗和养老体制，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并完善税收体制，而遗产税的开征更是重要议题。
（摘自《谁伤了你的幸福?》，中信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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