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今天是我59岁生日，我默默地凝望着画框中母亲的相片。以往每到此日，母亲都会打电话来告诉树仪：“二刚今天过生日，你要买点虾子给他吃，活蹦活跳的。”我说，此生日应该是给母亲过才是。在这炎炎夏日，一年中最火热的时刻，母亲将我降生到人世，据说生下来有十斤重，是在老屋由产婆接生的，多不容易啊。

    我的抽屉里还收藏着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冯爱兰，女，汉族，l924年4月26日生。”

    冯爱兰，多好的名字。为了纪念母亲，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凌晨，我画了一幅兰花，五个花苞象征着她生育的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儿女，旁边写道：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怀念母亲含泪而笔。”又用大幅宣纸写了她平时喜欢念诵的《心经》，与她一起随火化去，化成缕缕青烟，我哽咽着仰望无尽的天空，祝她天堂安息。

    我与母亲在镇江小八叉巷l号朝夕生活了35年，现在老房子虽然已经拆了，可那几十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母亲的身影也常常在我梦中出现。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勤劳，善良，心直口快。上世纪50年代，她是居委会的调解委员，张家长李家短，有了困难或矛盾都来找她，她不厌其烦去为他人服务。她朋友很多，一起参加过学文化扫盲运动。那时我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因为生活拮据，家里还开了一个五洋店，她还学会了踩缝纫机，她要张罗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家里家外忙得没有一个闲时。每到年关，她便带我们去排队买大白菜，那时计划供应，一切凭票，母亲经常是半夜就起来了。为了迎接父亲回来，那天母亲买了一个大猪头，把我吓一跳。母亲说，猪头比猪肉便宜。猪头煮熟了，我们儿女就围在她身边，看她拆猪头，一会儿给这个夹一块，一会儿给那个夹一块，最后把好的肉盛起来，说是等爸爸回来吃。一桌饭摆好，如爸爸还没有回来，是不准我们动筷子的。而爸爸离开家门时，我们也必须一起站到大门口相送，直至爸爸的背影走出巷口。母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对于道德规范、礼节、良知，教我们是很严的，她的办法是在门背后画一个表格，我们的表现好坏每周评一次，或画星，或打?。小时，我们多看重画个星啊!她教我们做事要学父亲那样实在而认真。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爱画画，班上有个有钱的同学给了我一盒蜡笔。第二天，那同学的家长找到学校来向我要，我好没面子。母亲知道了，教我做人要有骨气，不可随便要人家的东西，我好委屈。母亲见我喜欢画画，晚上便带我到月朗巷一家画布景的曹先生家，想给我找个师傅，人家说：“太小啦。”那一次我看到那么多瓶瓶罐罐的广告颜料，倍增了画画对我的诱惑。

    大跃进年代，母亲积极投身到地方小高炉生产。穿上工作服，戴着防灰帽，每天很迟回家，疲劳不堪。终因小高炉炼不了铁，母亲凭她的技术转入服装厂工作。我也进了镇江市美术公司学徒。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天，王师傅对母亲说：“二刚在食堂吃，太省啦!天天吃不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呀。”母亲能不心疼吗?第二天上午，她就偷空到美术公司来看我，用布包了两块烧饼给我吃，我说只要一块，母亲硬是要看着我吃，关爱之情，至今难忘。我那时十三岁，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到了国庆节，因画广告牌要加班加点，工地一片忙乱，师父有不顺的事就拿我出气。一天晚上，我悄悄从工地上跑回家，我觉得路是那么的长，一进门，就哭着对母亲说：“我不当学徒了，我要上学。”这话当时确实是为难了母亲，那时家境困难啊，母亲虽已进了服装厂工作，而父亲又面临着工作单位的解体，但母亲还是对父亲说：“就让二刚继续上学吧。”父亲说：“哪能这么随便呢。”第二天，我又硬着头皮去工地了，临走，母亲说：“跟你们领导说，八小时之外不加班，就说是我妈妈说的。”我的母亲真有意思，你这妈妈又不是什么处长局长，人家会听你的么?我渐渐长大了，还常听母亲这么说：“去，就说是我妈妈说的。”

    母亲能干的性格是随我父亲在抗战年代的军旅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她在兄弟姐妹中最小，人称她六姑娘，是出生在“人到兴化心就花”的苏北水乡，我婆婆公公一大家都是开花园的，问起兴化“百花洲”谁都知道。母亲嫁给父亲后，可说是打破了她宁静的生活，逃难，生小孩，做家务，挣钱，积劳成疾。1965年经医生诊断为眼动脉硬化，血压升高，很危险。

    她想这想那，说：“我死不要紧，就是不放心你们。”一天她对我说：“你只顾成天画画，什么时候成家呢?我给你打听了一个姑娘，约好星期天在北固山见面。”我不好拂了母亲的心意，但心里根本不想谈。那天背了油画箱，到北固山四方亭见面后，就一人溜到后山写生去了。直到太阳下山，我回到四方亭，母亲还在和那姑娘谈哩。人家也看得出，这只是我母亲的心意，也就不了了之了。母亲后来接着又帮我打听，好像我找不到人似的。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2年的春天，全国排查“五一六”。那时我已从国画馆解散分配到元件厂当工人，也被关进“五一六”审查，每天晚上要到12点才让回家。一天，我不耐烦，提前逃回家了，当然一小时后又被专车抓回，隔离起来，直至生病住院。后来才知道，第二天一清早，母亲就和我妹妹跑到厂里来要人，厂里不让进，母亲大哭一场。我觉得对不起她们，已经很大的人了，还要让母亲为我操心。

    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我第一次拿到创作《农忙托儿所》的二百元稿费，立即交给母亲。母亲好高兴啊，叫我把这钱分别寄些给舅舅叔叔，也让他们高兴。母亲把印出来的画挂在家里，逢人就说：“我儿子出名了。”其实我母亲并不懂画画里面的事，她只以为画画能印出来变成钱就是好的，以后凡看到我有作品出来，都要问：“有钱吗?”她哪里是要我的钱呢?她和我父亲都有退休工资，老来都享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只是他们难忘艰苦的日子，仍保持着一向朴素的生活。晚年，母亲开始信佛了，每当看到儿女有了成绩，她第一反应就是不能骄傲啊，不能出格啊。当我们吃亏上当时，她就劝我们退一步想。一旦听说我要出远门写生，她都会说：“早去早回，我会在家为你烧香的，菩萨会保佑你安全的。”

    母亲走了，她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家产，她给了我们一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母爱。俗话说“养儿才知报母恩”，而我的母亲并没有要求我们什么，只一句“顺心为孝”。

    （摘自《一个宇宙一个人》，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