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联的信息心理战

    从上世纪40年代始，美国就对苏联采用了信息心理战。它的巧妙在于通过宣传，使对手完全无意识地受到他人操纵，并自己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从而达到彻底瓦解对方。这也就是不战而胜。

    关于此种战争，怎么说呢，一方面讲它是比较容易察觉的，而从另一方面讲则比较不易察觉，同时与其他战争方式所建立的功勋相比较它的功劳更大，有关的文献也较多。我们不准备转述文献的内容，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文献的分析研究上，集中于苏联社会从整体上成为信息心理战争所发动进攻的牺牲品这一问题上。这种战争高度集中的、正确无误的、高质量的进攻作用是指向苏联管理层的精英人物的，是在经过了对复杂发展、日新月异、心理上非同种(稳定的和不稳定的)的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行为反应规律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正式核准而得以采用的。信息心理战的目的是通过公开的(就美国思想机构方面而言)和非公开的(已经是间接的就苏联大众媒体对情况一无所知而言)偷换概念使得作用客体改变认识状态，降低其智力并在自己的外围实施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广义的“心理战”指的是政治论敌充分利用宣传及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种种手段有针对性地执行既定计划，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对手的信仰、情绪、感觉，并最终影响其言行，目的是迫使对方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上发展。实践当中“心理战”这一术语更常用于狭义：前不久它被解释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想破坏活动的总和，是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苏维埃的破坏性宣传，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方法。“心理战”这个概念在西方与我们对立的思想范围内，与此相似，指的则是“东方集团”采用的破坏西方民主拥护者精神心理一致的方法的总和。

    美国人在该领域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再补充一点，是进行过非常优质高效的研究。自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起“1943年美国军队的文件规定中(M33—5号条令)首次出现了心理战这一概念术语。对它的解释是：按既定计划进行的宣传，主要目的在于影响对手的军队和人民，影响中立国和联盟国家民众的观点、情绪及辨识能力，以促使国家目标和任务的完成”。自然，战后美国人并未急于将这一科学研究方向草草了结。完全相反，在合众国，如同从此类文件中可以看出来的，反对苏联的“心理战”被提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之上……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采取反对苏联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国外宣传计划开始由专门机构——对外舆论联络机关来制定。1949年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为3120万美元，1950年为4730万美元。那些年所投入的巨额资金史无前例。

    当美国在操练自己的技术，展开针对苏联的实践应用之时，我们却单方面放弃了在该领域内的斗争。这可以从苏联关闭全苏军事外语学院这样具体的“军事”例证得以管窥一二。该学院所设第四系教授的是瓦解战争和对手居民的策略。(该系的设置是多么重要啊!该系的一名旁听生尤里·德罗兹多夫后来成为秘密侦察工作——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C》处处长。这件事相当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据此对此事进行评论，尽管这看上去有些主观。）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关闭这所学校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至关重要，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接踵而来的是用没有什么名气的苏军政治总局和苏联海军副职出的几本小册子取代了哲学博士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的一套完整的科学论著，作为反宣传行动，此事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意味着国内担任信息心理工作的全体专家停止了工作。

    神经语言学规划(神语规划)看来，最重要的突破发生在对客体潜意识的直接作用方面。一个受到这种作用的人会进入轻度催眠状态，他自己的行动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他却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依个人意愿作出的。

    为了使一个人作出合乎自身需要的决定，就应该欺骗他。经验丰富的专家杰伊·卡尔涅加的工作法教的就是这个，西方早就在利用这些方法并使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说卡尔涅加的著作《怎样获得朋友及如何向他人施加影响》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大批量出版发行，那么该书1978年在苏联问世时其发行量仅为600万册。不过，自卡尔涅加完成自己的大作之时算起(他死于1955年)，在二十多年中科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用来反对我们的已然是另外一些技术。我们可以直接从一些著作的名称着手对这些技术予以评价，其中之一就是神语规划。神语规划被广泛应用于强调“人的因素”的侦察工作中。

    神语规划的实质在于首开先河之学者发现了人的动作、表情及其言语之间存在着直接硬性的相互联系。后来人只是需要对这种联系加以阐释，搞清楚怎样才能利用它以隐秘的方式控制人的言行举止。美国特工机关充分利用了早期神语规划理论。在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实验室内同样进行了此方面的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到目前为止仍被列入保密范围之内。作用过程可能是通过直接的方式——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之中，也可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大众媒体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认识，并把自己的思想直接灌输到对方的潜意识之中。处于这样一个信息场的人会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并且他所接受的某种东西往往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所采取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式，二者对客体所发生的作用都不甚明显，即一个人完全意识不到他在受人操纵这一点。

    名为“偷换概念”的方法是独特的，但却是广为使用的一种方法。“20世纪中叶向对手施加影响的问题发生了质的改变。美国方面详细制定了针对未来长远打算的信息心理战争的战略，因为具体的行动总是要取决于长远方案。这个战略的基础是艾伦·杜勒斯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研究员们作出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该发现的要点是利用社会舆论过程的规律性，在这些过程中构建，变异这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保持社会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进行必须之变异所需花费的精力较小，所需投入的资金较少。就这样，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通过某种变异和偷换概念转变为解体美国之敌对国的斗争。似乎这样的程序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但它却变成了毁灭强国的武器。90年代，当一位国家总统拥有专制独裁权力之时，俄罗斯争取民主的斗争变成了建立集权制度的斗争。事实的确如此，偷换概念的方法本身是很独特的，并且颇有成效。比如，按照他们的“逻辑”，1991年的2月他们不是瓦解了苏联，而是截然相反地建立了独联体。

    整个信息心理技术的开端是一系列方案，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哈佛规划。这种最秘密的特殊方案之一名为《哈佛规划》。斯坦福大学教授谢尔盖·诺维科夫对此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

    众所周知，这个哈佛规划中包含有对苏联新移民的大量心理研究。这么说吧，最好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在进行研究。此项计划的拨款达几百万美元，计划基本上是于1949—1951年间在慕尼黑准备的。在该计划拟定的过程中对几百名苏联难民进行了方方面面，包括性这样的最为私密的话题的专门心理研究，对每一句话都做了录音，同时还进行了其他借助于心理分析仪器解释各种心理复合体的测试。这样的复合体之一是“列宁复合体”。

    哈佛规划中阐述了为当时已经开始的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心理战争培养相关人才的科学计划与意图。这一计划成了信息心理战争的起点……

    起初与哈佛规划基本纲要完全相符地强加于我们的是叫做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

    我是有目的在谈这个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非意识形态化。在这一口号的掩盖下所发生的是用一种思想替代另一种思想。

    心理侵犯的对象不仅仅是“普通”百姓，还有当权的上流社会代表。“有理由认为8月事变是按某些特殊领域的分析师们制定的方案进行的。事变的发起者们全部处于心理作用之下。”提醒您注意，这场战争全部技术的本质是主体想都没想到他并不是独立作出决定的自主的个体，而仅仅是管理的客体罢了。也因此在事变过后半年我们才能读到那么真诚的自白：

    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写的很多。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形，而将自己的说法建立在形形色色的猜测之上。其中有对专门为毁灭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策划的阴谋的猜测，也有对西方中央情报局及其间谍参与制定的阴谋计划等等的猜测……所有这些都是最为严重的错误认识。

    这样看来，信息心理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使作用客体达到如此危险的程度，使仅存的客体不可能以系统的语汇去对情势予以描述，找到矫正的方法。这样，目的即已达到。

    反苏思想家们得到了什么?

    通过大量的政治场面动摇人们的觉悟和追求，成功地实现了苏联居民的“人群转变”——将个体和有组织的集体临时转变为巨大的民族范围人群或人群集。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们失去了个体固有的对改变生活的负责态度，而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大多数居民在没有讨论、没有怀疑、没有利益和损失预测的情况下就欣然同意参加革命。

    没有受到蛊惑加入该人群的普通人具备健全的保守思想，这些特性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扎下深根并自动产生效用，使得他们从历史经验和能力出发预见到了改革的恶果。然而，在苏联，这种潜意识中的控制在改革进行的过程中从社会意识中丧失殆尽。

    改革期间许多美好的，但模糊不清的印象，如民主制、崇高的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等进入到苏联人的意识中。任何一位发誓拥护这些振奋人心的崇拜观念的政治家对这些概念的实质都不曾予以说明。接受对手的话就意味着自己不知不觉间成为他的俘虏，哪怕是你对这些话有不同于对方的理解，你仍旧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因为你没有把握这些话背后所隐含的，经常是多义的，甚至是秘不可宣的含义。这就是任何一场争论中明摆着的失败。

    苏联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他改用不确定概念的语言后，失去了与“自己人”，甚至是与自我交流和对话的能力。他的逻辑支离破碎，连最简单的问题都无力去确切简练地表述出来，更不用说缜密思考了。许多群众及提出群众利益的政治家们的思维变得混乱不堪，人们的言行无法前后一致，不能制定首尾统一的方案，无论是抵抗方案，还是走出危机的方案。他们甚至不能清晰地表达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然而，整件事情就在于“外国特工机关对政治方针、决议制定及通过过程施加秘密作用的活动与间谍活动一起还和原来一样被认为是有效的。最近以来，与众所周知的方法(收买贿赂、间谍活动、威胁恫吓)不同，当作用客体承认他的活动有损于自己的国家而有利于对方时，一种最危险的秘密行动：耍花招施诡计很是通行。在对一个人进行操纵作用的过程中，除了他的意志以外，还要严格规定他的言谈举止及行为方式的条条框框。不但如此，还要让他相信自己的所有决定都是独立作出的，决定过程中并未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而在发生信息战的时候一切都非如此。这种情况下有时连受害者本人都不知道他就是受害者，并且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点可以以信息武器使用方法中的区别得到解释。通常的武器是根据动能和技术来使用的，而信息武器则基本上是按操作方法来使用的”。

    将注意力聚焦于某位上流社会代表人物身上，通过最新的技术就可以搞清楚他的许多事情，甚至比所关注的对象本人对自己的分析还要透彻，也就是说，特工机关实验室从事的是对叛变者的心理刻画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工作。那些缺少祖国观念、在他们出生并生活的那个国家中缺少社会、文化、感情根源的人，那些带有明显过高社会及其他方面奢求的人是最易受影响、最易被招募的对象。从潜在适宜的环境中挖掘出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后，就可以为他开道，保护他避免遭受彻底的失败，然后将这个小卒子推上前去当王后。

    （摘自《苏联灭亡之谜》，东方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