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延安十年(1937—1947)的业余时间里，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蹁跹身影，在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有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景象。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做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和朱德。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队伍里刮过美丽的风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以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能在一个新的社会里享有较大的权力。这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表演性节目出现，且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对交际舞并不陌生。于是，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晚会上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与吴光伟、丁玲迁往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五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由观念矛盾到肢体冲突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长时间频繁地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这件事在小范围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延安一时间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待了一段时间，到９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
遏制不住的热情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和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中共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马列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共中央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成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被转赠到鲁艺。
除了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多半自己做凉鞋，她们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一片灰色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来的女同志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手袖、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舞场，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当时，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交际舞促成了革命婚姻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他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都没有放下过。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马海德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也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何其芳对萧三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何其芳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他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学生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姚铁《快乐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生子的，延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时。
（摘自《解禁：中国风尚百年》，金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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