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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1年11月01日 星期二

    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争锋

    刘秉荣 《 书摘 》( 2011年11月01日)

        红四军自从离开井冈山后,由于军事上屡屡失败,这时在军中产生了不少怨言,归纳起来主要是:认为下井冈山的政策是失误的,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各种看法。特别是中央“二月来信”和刘安恭的到来,使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干部中,思想上更加产生了混乱。

        4月11日,前委在于都召开了扩大会议时,争论就开始了。之后,渐次发展到基层。这其中,刘安恭起的坏作用最大。刘到处散布说红四军中的领导人有两派:一派是拥护中央的,一派是反对中央的。红四军中的军委在下井冈山后,因为战斗频繁而宣布停止办公,一切权力归前委。5月23日攻克龙岩城后,鉴于地方工作骤然增多,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刘安恭对根据地和红军一无所知,一切都照搬苏联那一套。一次在他主持的会上,竟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的事。这个决定是下级党委限制了上级党委的领导权,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矛盾的焦点集中到军委上,使红四军中的各种矛盾更加剧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的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暴露得更加突出,毛泽东和朱德在一些看法上也不尽一致。

        毛泽东对此很焦急。在5月底于永定县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在前委和军委分权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同意设军委的人认为“既名四军,就应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理由是,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不同意设军委的人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即可,四千多人的队伍再设军委是机构重叠,硬设军委是“分权主义”。当时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态,主张党管一切,在连队,一切归支部,实行党的绝对领导。朱德认为若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好。刘安恭态度坚决地认为若不设军委是“集权制”、“家长制”,是“书记专政”。

        林彪这时态度坚决地反对朱德和刘安恭等人的发言,而且他认为刘安恭的发言是不怀好意。他站起来,很激动地说:“建立军委,是重复职能,前委完全可代行军委职能。”

        会上对要不要设立军委上,出现了分歧。

        红四军攻占白砂后,6月8日,林彪给毛泽东和朱德各写一信,表明了他的态度。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又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迎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当天,前委在白砂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刘安恭和林彪激烈地争吵起来。

        刘安恭说:“现在的问题是留毛和留朱的问题。”他大声说:“朱德是拥护中央的,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以为是,拒绝执行中央命令!”

        林彪对刘安恭的发言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态度坚决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见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很是痛心和气恼,当即写了张条子,放在了桌子上。条子写道:“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负担,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更加严重的是动摇了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的举动,出乎与会者的意料,都纷纷挽留毛泽东,而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当时参加会议的41人,表决时,36人赞成取消临时军委,5票反对。

        由于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负的临时军委书记也就不存在了。后来,陈毅又接替了刘安恭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职务。

        当红军进驻新泉时,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6月14日在新泉的望云草室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开头即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表示了谢意。

        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毛泽东、朱德的两封信都公开了,争论也公开化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党代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了。大会由陈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刘安恭、傅柏翠等前委委员,大队以上党代表,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四十余人。陈毅在会上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了言。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由于战事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但是,这次会议使红四军内部的重大分歧都暴露了。会上争论得很激烈,刘安恭慷慨激昂地指责毛泽东不执行中央“二月来信”的指示。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是自创原则,是不服从中央的表现。刘安恭刚说完,林彪即站起来,责问刘安恭到1纵队拉拢军官攻击党代表安的是什么心。会上还有的干部提出不准打骂士兵部队无法带,也有的士兵代表认为下井冈山后官长有马骑不平等。结果,会议吵了个一塌糊涂。

        主持会议的陈毅见状不让再争下去,便各打了五十大板,认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要大家团结起来,消除一切成见去对付敌人,要一些人不要再加油添醋。结果,陈毅的“和稀泥”引起了一片掌声。

        红四军“七大”原定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以便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但是,由于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由于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加之时间太紧迫,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缺点,与会代表们又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结果,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集权制即后来的民主集中制的称谓。而“七大”决议中却认为“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不是事实”,并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红四军的“七大”决议,在几个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认识自然不能统一。最后,只好决定把各方面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交下级自由讨论,任意批评,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13人为前委委员。但是,在选前委书记时,毛泽东对陈毅说:“你陈毅搞折中和稀泥,原则问题搞不清楚,这前委书记我不当。”

        有人说:“老毛不当算了。”

        结果投票选举时,陈毅当了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

        会后,毛泽东提出离开红四军。会下,林彪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郭邱厝,说:“你是这里惟一的中央委员,你不能走。”

        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等也都到毛泽东住处相劝。朱德、陈毅也希望毛泽东考虑。毛泽东叹了口气说:“我这段时间常犯疟疾,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中央要我去莫斯科学习一下也好。中央没批准前,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这样,毛泽东被前委派到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去的还有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

        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用反间计搞垮了桂系,接着又打败了粤军,其地位得到巩固。1929年6月16 日,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命令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红色区域进行第二次“会剿”。6月29日,蒋介石又下令金汉鼎为“剿匪”总指挥,指挥三省“会剿”人马。三省兵力计二万人,以赣省为主力攻击,闽、粤为堵截。令下之后,福建军阀张贞暂编第1师和海军陆战队共约七个团一万余人,分两路从东线向闽西逼近;赣军金汉鼎第12师派出李文彬率领的四个团也陆续开赴闽西,先后占领了长汀、河田;粤军蒋光鼐部陈维远第7旅及戴戟第8旅共三个团,同时向永定、上杭一线进逼。

        红四军前委得到粤、闽、赣三省国民党军开始“会剿”的军情后,遂于7月8日做了分兵的决定,决定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付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

        7月29日,红四军前委在新泉得到了敌情,报告朱德、陈毅。朱德、陈毅感到军情紧急,随即赶到蛟洋与在蛟洋的毛泽东、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一起商讨了对策。毛泽东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必定各自为政,都要保存自己的实力,提倡“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当利用敌人的矛盾,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转移敌之视线,分散敌之力量。敌退我打,敌进我退。当时有人提出集中兵力在闽西战斗,有人提出离开闽西。毛泽东说绝不能与敌硬拼。最后决定第1、第2、第3纵队到龙岩、白砂集中,第4纵队留守闽西,相机打出去。红四军前委会还遵照中央4月5日来信要求的“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指示,确定陈毅赴中央汇报工作。陈毅离开红四军之际,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前委会议之后,陈毅即去了上海,朱德即下令第1、第2、第3纵队于8月2日赶到白砂集中,然后向宁洋县城挺进,到外线打击敌人。不料汀江水涨,林彪所率的第1纵队没能按时与第2、第3纵队会合,只好留在了闽西,同第4纵队一起,打击进攻闽西之敌了。

        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商谈完作战事宜后,即化名杨子任,于8月1日离开蛟洋前往闽西特委驻地苏家坡养病。

        红四军前委于新泉决定第1、第2、第3纵队向闽中出击后,第2、第3纵队即向白砂集中。第1纵队和第4纵队一起在闽西活动。

        8月2日,朱德率红四军第2、第3纵队于8月2日从白砂直奔闽中。闽中地势山河险阻,道路崎岖,是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

        8月4日,朱德率部攻下宁洋县城,尔后向漳平进发,经双溪南下。途经罗溪渡口时,渡口对面有国民党军守卫,朱德亲自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军张贞一个营及当地民团。营长陈佩玉及王怀英等率残兵败逃。红军于8月8日攻下漳平。

        红四军在漳平活动了8天。期间,前委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向大田、德化的进军,并决定暂不与卢兴邦部作战,对卢取“礼尚往来”之态。8月15日,朱德率第2、第3纵队分批从漳平的小潭、园潭出发,经东山湖溪南、泉湖、杨美、灶头、白泉坑、合溪坪直奔大田。由于大田城筑有碉楼,又有城墙,红军装备差,未能攻克。朱德遂又率人马经石牌、屏山转入永春县的一都、福鼎一带。

        红四军主力入闽中后,敌张贞即令杨逢年旅开赴龙岩北部边境扼守,同时电请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杨树庄派遣援兵。8月14日,蒋介石下令驻安徽的刘和鼎部速开闽中、闽南,“藉除腹心之患”,刘和鼎即率所部乘船开往厦门,这时,张汝劻旅分别占领了漳平县与溪南圩,杨逢年旅占领了龙岩,土著军阀也对红四军实施阻击。

        时值酷暑,气候炎热,闽中一带又山高路险,狼虫虎豹出没,群众基础又较弱,红军伤病员得不到治疗和安置,且耳目失灵,官兵们连续作战不得休息。而国民党军却消息灵通,兵力调动自如。于是,红四军前委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当前委8月18日写给向闽西特委通报这一情况后,闽西特委认为这是冒险的一步棋。遂致函前委:“提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

        前委接到闽西特委的信,朱德等一番相商后,决定返回闽西。

        8月26日,红四军到达漳平县的杨美村,当晚于此宿营。朱德决定攻打据守打鼓岭溪击圩之张汝劻部。遂令人马分为两路,时有象湖寺的和尚自愿带路。红军以突然动作,攻占了打鼓岭,而后又一举攻占了溪南圩。张部全线溃逃。这一仗,红军全歼了张部旅的一个团。继而红四军又向漳平县城迸发。漳平守军乃张贞部,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就逃到漳州去了,红四军即进了漳平城,在漳平筹款,做宣传工作。

        次日,朱德下令人马分为两路,追击张汝劻残部。一路经桂林、黄祠,翻三重岭至同春;一路从顶郊经高明翻东岭抵盖德洋。两路人马在三重岭会师后向永福镇进军。9月1日,朱德指挥人马攻占了永福镇。

        当时龙岩的国民党守军为杨逢年旅,其自料不支,遂弃城而逃,红四军进占了龙岩。

        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之人马虽然一度占领了龙岩、永定、长汀诸城,但由于三省指挥的不统一,各怀鬼胎,敌军的分裂和红军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三省“会剿”破产。

        9月12 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召开了会议,总结粉碎三省会剿的经验教训,认为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时局的变化;二是广大群众的力量;三是军事策略的正确。并分析了张贞部新败不会很快反扑,赣军因国民党内部矛盾纠葛也不会立即返回。困于永定的粤军估计也用不许久就返粤,因据永定对他们无益。敌之此次“会剿”,已成为强弩之末。

        随即,朱德率第2、第3纵队到达上杭之白砂。与第1、第4纵队会合,尔后,决计攻打上杭城。

        据守上杭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卢新铭的第2混成旅。卢新铭在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即逃到上杭,在上杭经营城防,以此为据点,扩展势力,恢复元气。

        9月20 日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红军各路人马携带攻城的竹梯等攻城器械,在向导带路下,悄悄向上杭靠近。半夜时分,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乘着竹筏,趁着月色,从浅处涉水过了汀江。攻城部队先以尖兵绕道摸去敌人的排哨,随即分路冲至东、西、北各门,三面攻打。黑夜中,卢军摸不清虚实,于城堞上用重机枪和步枪组成火网,拼命射击,胡乱开枪,消耗子弹。红军的猛烈攻击,使卢军渐渐不支。然卢新铭还想挣扎,急忙集合余众在旅部门外广场上训话,欲去增援,恰好红军的迫击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兵丁们大吃一惊,争相奔避。卢知大势已去,为保命,顾不得妻子,率随身的一排兵丁偷越浮桥门,从僻路落荒遁去。

        红四军攻占上杭城后,城里城外,一片欢腾。20日这天,在县衙的广场上,召开了祝捷大会,朱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盛赞军民取得的胜利。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以及士兵代表等。会前,前委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毛泽东回信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朱德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争论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在蛟洋养病和陈毅去了上海,前委成员不健全,加之会议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准备又不充分,事先也没有拿出个意见,全军在政治上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又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大家七嘴八舌地议来论去毫无结果,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大家感到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有力领导便失去了中心。会议中,罗荣桓站起来说:“一定要请毛泽东来参加会。”林彪立即说:“我赞成。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朱德说:“是啊,朱毛,朱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了毛就无法过冬了。”朱德的话使与会者都笑了。

        刚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当场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上念了,与会者皆赞同。朱德遂派人给毛泽东送去“敦请书”,要他马上赶来开会。同时送去的还有前委给毛泽东的党内“警告”处分。

        毛泽东接到信时,疟疾正在发作,他见大家言辞肯切,遂坐着担架来到会上,赶到时,“八大”会已开完。与会者见毛泽东浑身浮肿,病势不轻,都不再说什么了,只要他安心养病。

        中共红四军“八大”会议选举的前委委员和“七大”选举的一样。

        (摘自《红日东升——话说红一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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