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调景岭，不过是新界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然而十万蒋军残部的涌入，使这个地方充满着沧桑和传奇——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败退台湾，而数十万来不及撤退的蒋军残部纷纷逃亡香港。这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涌来的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开始，这些流亡香港的蒋军残部被港英当局安置在摩星岭公民村。而在当时的香港，拥有不少偏激的也很有势力的左派力量，他们想把这些已经缴械的蒋军残部撵出香港，因此时常去摩星岭难民区挑起事端。而这些手无寸铁但经历了无数血战的亡命之徒也不是好惹的。终于在1950年，这些亡命之徒和香港左派学生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场冲突，让港英当局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十多万蒋军残部和他们的家眷迁往调景岭，集中安置。当时，还没有调景岭这个地名，港人都把这里叫吊颈岭。由于这个名字太不吉利了，很多难民都不愿意迁到那里去。港英当局从人性考虑，取吊颈岭的谐音，将这一地改称调景岭。这也是此地第一次被官方正式命名。调景，有调整景况之意。对于这样一群流亡者，谁又不想调整、改变自己的境况呢。
从疍家人最早在这里落脚，到十多万难民在这里收容，岁月已经历了无数更迭，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大都市。但调景岭除了名字，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依然是香港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在香港新界自成一角。很长时间，这里都没有修通通向外部的公路和街道，这里仿佛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大香港的一个另类社会。无论谁走到这里，便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没有阳关道，也没有独木桥。唯一能够让他们走出去的，只有开往筲箕湾的小渡轮。从这里出去一趟不容易，而这也许就是港英当局十分聪明的考虑，外面的人想要到这里来挑衅闹事不容易，而这些难民想要出去闹点儿事也不容易。
难民营的生活非常艰苦，连疍家人的茅寮也没有住，住的都是用油纸沿山搭建简陋的A字棚。这些油纸棚很容易着火，曾发生过多次火灾，有些是人为的，也有在炎热的烈日下自燃的，一处着火就会呼啦啦烧成一片火海。除了火，还有水，水火无情。有时候，一场风雨过后，满山一片狼藉，被风吹起的破纸片漫天飞舞，飘满了新界的天空，也会飘到港岛上那些高楼上、半山上那些富人整洁、漂亮的庭院里。不知香港的富人们看见了这些破纸片，是否会突然想到这繁华人间还有太多破碎和悲伤?而这十多万难民中，很多人也有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其中不乏达官贵人，也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这是一群注定已经成为失败者的乱世英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沦为了乞丐。这不是比喻，在难民营中就形成了许多丐帮。给我讲述这段传奇的黎老先生，就是当年香港的一个丐王。听他说，在难民营里，不管你当过什么大官，也不管你是什么中将、少将，只要进了难民营，一切都扯平了，谁跟谁的命运都没有什么不同。当一切既有的秩序和社会功能瘫痪之后，最干脆的方式，就是赤手空拳，一切全凭拳头和血说话。恶劣的环境，恶劣的心情，加速了人性的堕落，人性的邪恶、野蛮、凶悍，让这里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这其间不乏暴力的、血腥的故事，有人放火，有人杀人，但很少有人在这里跳海或吊颈。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无论到了怎样的境地，中国人都会凸显出他们异常顽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适者生存，这才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经典意义。可惜，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从来不说，好像是什么秘密，最终却被一个西方的生物学家说出来了。
对于这样一个巨大而恐怖的难民营，港英当局开始变得恐慌起来。达尔文的后代开始预感到东方的一个现实——流亡者，极容易变成流寇，而乞讨，也很容易变成打劫。或许，他们还有慈悲为怀的一面。总之，他们开始了对这十多万难民的救援。应该说，这是非常及时的救援，既有官方社会局 (香港社会福利署前身)为十多万难民派发粮食，又有民间热心人士组成了港九救委会，在难民营内设立了难民服务处，对难民开展了包括心理安抚在内的更深入、更细致的救济。香港天主教、基督教会也把这些难民看作上帝的子民，世界可以遗弃这些有罪的人，但上帝不会遗弃他们。正是这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把十多万难民从沉沦的苦海中搭救了出来，这里有很多具体的救济，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难民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里还有对难民重返社会的救助，如帮助和安置难民就业、就医和难民的子女的就学，难民村内陆续办起了天主教鸣远中学、慕德中学、调景岭中学等多家学校，还建起了基督教灵实医院。随着难民们走出难民营去打工或在家里开始山寨式的手工劳动，很多难民开始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而难民营也从集中营向难民村转变，开始变成一个正常的社会。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处理难民问题的一个世界性典范——从救济、救助到救赎，从政府、社会到教会，一个平行的、清晰的链条最终得以完美的完成。
而这些逐渐安顿下来的难民，心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打算。至少在那时，还很少有人愿意一生一世就留在香港。难民当时最大的指望是台湾，指望着败退到台湾的老蒋能够重新打回大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另一方面他们在惊魂甫定之后又非常担心共产党打过香港这边来。香港毕竟就在共产党的眼皮底下。朝鲜战争的爆发，让这些难民有了昙花一现的希望，随之又变成了彻底的绝望。当他们发现共产党的军队竟然可以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知道凭老蒋的那点儿力量是根本不可能重返大陆了，他们也注定回不了老家了，于是他们又开始为自己谋划其他的出路，一是去投奔台湾当局，二是移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自己逐渐安顿下来后，也想起了那些流亡在香港的子弟兵，他们开始分期分批地批准部分难民赴台，并安排渡轮来接载他们。
这些从香港被接到台湾的蒋军残部有好几万，黎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和他坐同一条船去台湾的，还有同是湖南老乡的马鹤凌一家人，其中就有他唯一的儿子、刚满一岁的马英九。说到此事，也算是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一段佳话。马鹤凌是现在湘潭县白石乡马家堰人，而马家堰这个小地方事实上是1969年从衡阳衡山县拆分到湘潭的，因此，马英九祖籍还有另一说法，衡阳衡山县人。马鹤凌在抗战时加入青年军，在国军败退时他带着家眷辗转逃亡到香港，一家人都成了调景岭的难民。当时，马英九还没有降生。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就不幸成了难民。在九龙广华医院出生后，他又成了难民营里最小的难民。而那时，显然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在香港调景岭难民营诞生的婴儿，将在60年后成为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除了赴台的，出国的，还有数万国民党残部就留在了香港。他们没有能力和资本移居国外，又不能得到台湾当局的批准回到台湾，更不可能回到故乡，最后，还是香港收留了他们。随着岁月与日俱增，在调景岭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倚山而建、横区而治的独特社区，香港政府在村内设立了邮局、消防局，又在山顶上建起了高屋建瓴的警署。难民们自己也组成了各村社的治安队。他们最可怕的敌人还是香港的左派势力，为了防止这些狂热的左派在进入村子的水源下毒，村民治安巡逻队日日夜夜巡逻放哨，把守着一道最要命的关口。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过去了，这些难民也早已持有香港的正式居民身份证了，而他们的儿女和孙辈们，在香港调景岭出生、长大，他们是新生代香港人。除了香港，他们不觉得自己还有别的故乡。然而，调景岭依然扮演着奇特而孤独的角色，作为整个香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直没有完全融入香港的整个城市体系，依然孤独地坚守什么。
（摘自《港澳往事：繁华背后不得不说的秘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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