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

    官员读书源于古代，今日官员读书风气与古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还是和选拔官员的机制有关。

    不管对于古代官场如何褒贬，但是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普遍喜好读书。

    这和“士人”做官以及科考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通常情况下，历朝历代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小入学“开蒙”，然后学习经、史、子、集等等，接受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教育和价值理念。并且，正是经过许多年严格训练和阅读，做官以后，才对于处世为人和“治乱兴衰”有所领悟。

    古代总是强调“学而优则仕”，换句话说，除了那些“少数”世袭的特权阶层，其他人如果不是付出几年、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肚子里不装下几滴“儒家学问的墨水”，要想跻身官场恐怕是没那么容易的。也正是这样，这些认为“唯有读书高”的人，为了自己的“为官理想”，长期沉浸于文化知识的熏陶里，自然培养出“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而 “入仕”以后，也往往继续让“习惯成自然”。

    所以说，在古代，官员的读书现象是有持续性的，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官，到了最后“致仕”——“退休”的时候，还要“刻部稿”，把自己写的好的赖的诗词文章整理成书，想着能“传于后世”。这同样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观念”。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官场上，天下太平的时候，朝廷自然是要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武将“无用武之地”，而考量文官的标准，那就不但要看他的政绩，也要关注他的文化修养如何，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做官要有“经略之才”，那么“知识就是力量”，文化修养就自然成了政绩的铺垫和补充，从上到下，恐怕都难以相信，一个“大老粗”会成为一个“治世能臣”。

    所以，在官场的圈子中，官员们的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辞章、风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评价的标准。那么既然这样的比较成为了一种“风气”，古代官员的“读书热”也自然是水到渠成。

    对于官员“文化水准”的重视和品评，不仅仅是历朝执政理念的体现，其实也是传统儒家学说对于“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儒家学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读书自然是一种最好的自我学习，不读书也就被认为是难以养成“符合朝廷要求”的自身“素质”的。

    应该说，官员的读书，还体现了选官体制的进步，是适应人才选拔机制的要求的。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选拔官员还是靠世袭血亲，但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对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官员选拔制度的改善以及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选拔官员的条件有了一定的进步性和公平性。德才兼备成了其中的重要标准，以至于到后来的“唯才是举”、“唯学是举”。

    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所考查的，是“考生”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章写作能力。甚至到后来有了“不读书者不能为官”的定例。

    当然，虽然古代官员流行“读圣贤书”，但是好官坏官却不是根据读书多少能够判断出来的。据说，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说起“道德”来自然能口若悬河，但做起“坏事”来也照样是得心应手。因为在他的心里，读书的乐趣，自然是要让位给“酒色财权”的。

    读书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为官员们提供“做官指南”，因为在官场之上，除了那些明规则、潜规则的遵守，学习一些前人的“间接经验”，来给自己提供智力资源和谋略支持，也是行之有效的。

    那么，古代官员读的是些什么书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四书五经》和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

    应当说，古代官员对读书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具体到这些“政治家”中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经典，如《古文观止》中的《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读书故事。

    （摘自《一眼看透古代官场》，哈尔滨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