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年1月4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一个地主家庭。1918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等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任台湾省主席、台湾“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大陆，飞往台湾。这是一个已经结束“二二八”以后的混乱，比较稳定而有序的台湾。所以他才能于1950年3月1日宣布重新恢复“总统”职务，并且自我吹嘘：“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划完成。……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历史仿佛又重新开始，事实再一次表明，“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但是，蒋介石需要陈诚的只是对他的绝对忠诚，赴汤蹈火，而不是可以放心交班的继承人。醉心家族政治的蒋介石，早就为长子蒋经国的接班做了大量精心准备。陈诚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他恪守传统政治伦理，从无非分之想，尽心尽力配合蒋经国共同经营台湾。倒是大权独揽的蒋氏父子对他多少有些猜忌与防范，功高震主，福祸相依，此为政海沉浮已久的陈诚所深知，亦知如何律己以应对，所以才能与蒋氏父子始终相安无事。
1949年12月15日，以“争取美援”为名，蒋介石任命一贯亲美的吴国桢接替省主席职务，其时陈诚苦心经营且颇有成效的“台政”刚满一年。幸好蒋介石“复职”以后，没有人愿意接受“行政院长”这块烫手山芋。蒋介石又复想起“一日不可无辞修”，连续9次找陈诚谈话，最后“是以命令式的”强迫他接受。1950年3月8日，陈诚终于出任这难题成堆的“行政院长”，而且没有想到一干就是4年。
尽管他遵循蒋介石的意旨，把“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作为施政总目标，但实际上却把经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他说：“我认为‘反攻复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力量问题。所谓力量，武装方面的固然很重要，而财政经济方面的尤为重要，因为武装力量的命脉就是财经。财政、经济的难关打不开，‘反攻复国’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所以，他在增加生产，节约消费，调节供应，稳定物价诸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继续贯彻“三七五”减租政策，以期逐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其实，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全盘崩溃之际，痛切认识到农民问题与土地改革重要性的，并非陈诚一人。居正在离开大陆之前曾经起草过《民生主义土地改革纲领》，已经认识到土改对于赢得农民支持与推进工业化的紧迫性。但当时国民党已是日暮途穷，这份纲领只能流于一纸空文。倒是陈诚在1949年担任台湾省主席，紧接着又出任权势更大的“行政院长”，才能从容部署逐步推行。
陈诚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实行“三七五减租”，减轻农民负担，并初步弱化地主独占土地的顽固心理。第二步实行“公地放领”。国民党“政府”从日本统治者手中接收大片“公地”，“放领”以后，不仅平抑了地价，而且造成“土地唯有自耕始为有利的形势”。第三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府”征收地主超过保留定额的土地，并以实物和股票债券补偿地价。由于国民党已经在台湾建立了强势的威权统治，而从大陆去台的官员一般与当地豪强地主没有历史渊源与密切关系，所以在1953年就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平心而论，台湾土地改革对于其政局稳定与嗣后的经济起飞，确曾起了促进作用。1993年我在台北政治大学任教半年，当地人谈起陈诚，常常称道的就是土改与石门水库(台北缺水)。
陈诚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专业精英的作用。
例如，作为土改前期工作的“地籍总归户”，就是“台湾省地政局”和“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合办的，而后者的贡献尤巨。所谓“地籍总归户”，实即土地总清查，总共动员2800人，历时1年4个月，制成卡片六百余万张，编制统计表一百六十余种，为土地所有分配的全貌提供必要的比较准确的数据。“农复会”以后对台湾农业的全面振兴贡献尤多，其中好些人都是我们金陵大学的学长。在工业基础极为落后的台湾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新时期，一批资源委员会科技官僚也脱颖而出，为台湾的经济起飞作出卓越贡献。历史表明，陈诚此前的政务作为，开了一个好头。
与知识界的日常交往，陈诚也不同于一般腐败的官僚。他极端敬重胡适，称赞说：“他献身学术，著作等身，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甚大，而无所希求。治学之余，对于国事发为谠论，态度公正，总以实事求是为归，真不愧为国家之诤臣，‘政府’之诤友。”傅斯年于1950年12月20日逝世以后，陈诚曾电请台大众望所归的胡适继任校长，胡婉拒并推荐钱思亮，他又欣然同意胡之建议。陈诚与傅斯年关系更为密切，若干重要政策措施出台，他都曾私下就商于傅。他对傅的早逝极为痛惜，回忆说：“这样一位稀有的不世之才，生在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里，应当尽有发挥施展他的才能的机会才对，然而他竟在台大校长任内很突兀地丧失了生命。在治事一方面，他仅小试牛刀；在治学一方面，他还有很多未完的遗业，叫我们如何不为‘国家’社会丧此一大天才痛惜。”此后，陈诚与胡适、梅贻琦、王世杰、蒋梦麟私交仍笃，时称“嵩山四皓”。1958年陈诚过生日，与此“四皓”到中南部度假，外间谣传是带着谋士准备夺权。因为按照原有“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续二次连任，1959年就要重新提名，1960年重新大选。据履安兄回忆，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曾当面斥责陈诚：“你们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跟这些人搞在一起，这种人怎么(能)搞在一起?”其实，这四个人都曾当过大学校长，在知识界享有较高威信。当然，他们可能对陈诚寄予希望，但决不会策划抢班夺权，所以陈诚在日记里不免也有怨言。
陈诚一贯重视教育，至死不忘教育改革。
早在抗战艰难时期，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就曾仰慕张之洞治鄂期间的“教育鼎盛”，决心挽救湖北教育的逐年衰落乃至“一蹶不振”。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合并湖北全省47个省、市、私立中等学校而成为一个联合中学，自任校长、教育厅长兼副校长。校本部初设武昌，后迁恩施；下设22个分校，遍布于鄂西、鄂北各安全县分。由于联中学生绝大多数是流亡青少年，所以全部享受公费。联中只办到1940年为止，但这一模式经教育部引用并扩大成为“国立中学”建制，遍布大后方各省区，一直延续到1946年，其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均属上乘。如朱镕基、邓稼先、唐德刚等优秀政治家、科技精英与人文学者，均曾就读于国立八中与九中。
1941年4月，陈诚拟定《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率先提出“计划教育”一词，作为改进湖北教育的张本。按照陈诚自己的归纳，“计划教育”要点有5条：1.教育权责应归国家；2.教育经费应由国家全部负担；3.人民无论贫富，均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4.教育之目的，在能培育有用之人才；5.学生毕业，应由国家安排就业。简言之，即人民的“教”、“养”、“用”，均应由国家统筹安排处理。由于战争激烈，客观条件多所限制，这一理想自然很难圆满实现。所以，陈诚又把这些理念带到台湾，用于改进台湾教育的改造与发展。为提高小学适龄儿童就学率，1949年开学以后，全省“国民”学校共增加900班，各省立小学增加40班，各校并试行2部制，以期适龄儿童能够全部就学。与此相适应，中学、职校及大学都扩大了办学规模，而各级学校校舍也随同扩充增建。因此，1949年台湾教育经费合新台币18，620，639元，约占全省总预算29.65％，可见他对教育之高度重视。此外，他在教育质量提高乃至辅导升学就业诸方面也做了许多可贵的努力。
但是，陈诚的“计划教育”毕竟陈义过高，同时又缺乏社会各方面的协同配合，尽管台湾的教育发展甚快，进步甚大，他却有沉重的失落之感。甚至颇为悲观地说：“我们以治‘国’之道治台湾，谈不到理想计划，设非‘光复大陆’，光是教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就足以使我们一筹莫展。”平心而论，台湾教育发展对于提高公民素质与培养专业人才都取得显著成效。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教育的相应发展，就没有台湾的经济起飞。记得1993年春，耶鲁旅美华人学者、学生组织的“两岸学会”(费景汉、余英时、沈君山与我任顾问)开成立大会，有位民进党骨干自行上台，大肆宣扬“台独”理念，并且诉说什么本土人受压。当时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台湾旅美学者当场予以驳斥，严辞质问：“如果没有台湾光复，像你这样的人能够上大学并且留学吗?”可见，有些“台独”分子确实受“日治”之毒害甚深，而客观公正地评说国民党“政府”经营、建设台湾的这段历史，对于促进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实有必要。
陈诚在台湾16年，真正能够施展其政治抱负与聪明才智不过5年之久。及至台湾局势渐趋稳定，而蒋经国羽翼已丰，陈诚虽然尽量避免功高震主，但终于成为蒋氏父子猜忌的对象，1960年蒋介石违“宪”、修“宪”而再次连任“总统”，乃是一大转折点。表面上，蒋介石仍然对他一手提拔，两任“副总统”，兼任国民党副总裁，其后又曾兼任“行政院长”，俨然接班指日可待，实际是虚有其表。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作为“行政院长”连军队加薪都兑不了现，这才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影子”，其作用无非是为蒋经国的接班铺路兼陪衬而已。
陈诚1965年病逝于台北，未能进入古稀，但也不算早逝。对于一个还可以有所作为的人，而置于无可作为的嫌疑之地，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据履安兄回忆，出殡之日，好多中南部民众跪在路边痛哭不走，为他们的“陈诚伯”送最后一程。俞大维(陈诚好友，原“国防部长”)感叹说：“辞修啊，这个时候走，在衡阳街下车了(指抬往墓地)。辞修在衡阳街下车，我们将来在哪里下啊?”伤哉!
（摘自《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4月版，定价：78.00元。本文为原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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