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漱溟

    求教无门,想去苏联留学

    父亲一度想去苏联留学。原以为中苏关系这么好，不难实现。毛泽东说这不好办。毛泽东回答得非常实在，“他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这是不好的。”这样身份的留学生是没有的。两国尽管强调友好合作，国家就是国家，并不像小百姓想的那么彼此信得过。

    他想去苏联解决两个问题：

    读者知道他常讲人心，巴甫洛夫讲高级神经活动，那虽是生理学却和心理学相关，他想去巴甫洛夫学说的诞生地寻根问底。

    另一个问题在国内竟找不到人给予指教，既然如此，只好直接请教苏联老大哥。

    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国者于此不可不知。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大跃进”以后，许多重大抉择事后都从这里寻找理论上的支持。1951年我父亲便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超前。

    先是斯大林发表了关于语言学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全国报纸都译载于第一版。稍后，当时担任驻华大使的尤金博士写了《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引起我父亲极大的兴趣，可是“我不大晓得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把原文分别采录于三个问题之下而试作结语”。三个问题是：一、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关系究竟如何?他希望请教于别人的是：我的结论对不对。对，就是没有错解尤金的原意。

    他首先向《人民日报》理论部请教，因为是《人民日报》首先译载的。回信说，理论部的负责人请假，原稿退回。

    转而请教于理论权威陈伯达。稿子寄去，许久不见回音。陈伯达住在中央党校，他住颐和园，相距不远，有一天徒步去到党校传达室，问陈伯达在不在?回答是在(没有去外地)。“于是我写信促请其答复，不料一个月之久亦然无只字复我”。

    再请教于另一马列理论权威沈志远。沈留学苏联，在延安有马列主义学者之称。民盟改造后成为领导人之一。“于是我从民盟总部询知其上海住址后通信求教。沈回信云，“事务猥集，恕难作答”。

    最后是请全国政协学习会负责人朱洁夫代为向当时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杂志主编请教，“得其复信，说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尚须继续研究”。

    “多方求教，均无结果，我唯有去苏联了。”

    他告诉毛泽东，别人不能回答提问，都将原稿寄还，唯有陈伯达不回信又扣着原稿不还。“主席笑说，你的原件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的”。

    “但主席亦置而不答我的提问。”

    苏联去不成，但研究的兴趣仍高。1953年2月25日记有：“饭后俄文学习开始辅导，学俄文字母27个。”

    父亲的“问题”是个例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了新局。这包括数以万计的人摘去各种政治帽子。而我父亲的情况呢，政协没有按原来说的那样给予处分，没有人看他的检讨，也不曾让他公开作检讨。没有下文亦即没有政治帽子可摘。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已没有“问题”了呢?决不可以。他仍然是一个有政治问题在身的人，而且不可有所更动或松动。

    1980年11月《北京晚报》刊出专访《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作者是汪东林先生。诚如汪先生说的，自1953年事件以后，这是第一次在报刊上正面报道父亲。汪先生原本标题较为平淡，《北京晚报》编辑将它强化了。《北京日报》党委事后因此写了检讨，登在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汪先生则被领导找去数说了一顿。

    社会上很快传出来《北京日报》社挨批，直接责任人受处分等等。还传出(确有其事)一位身经大起大落的中央领导发了脾气，说搞宣传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头脑?“说他刚直不阿，他对谁刚直不阿?”(见汪东林著《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

    要害就在这儿。这位中央领导说的是心里话，这话使我们看到有人(恐怕不止他一个)不懂得什么是刚直不阿。刚直不阿是对一切人，有选择的刚直不阿?与原义不符了吧。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的正式提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果刚直不阿要先看对谁，民主党派的刚直不阿可以对着谁、不可以对着谁?

    《北京晚报》想起来约汪先生写这篇专访，原是整个政治气候“解冻”的产物，他们只是不知道还有例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一次余震。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7年举行“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讨论会”，会后报纸发了消息，这又构成一次余震。上边追问为什么开这个会?并具体指示“对梁漱溟这样的人，不宜宣传过分”。

    怎样才恰当?民盟中央举行李公朴、闻一多遇害40周年纪念会。父亲不是与会者，发言中也看不出他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这次会没有造成余震。纪念会主持人是李、闻事件后进入美国领事馆避难者之一。我宁愿设想，那不是他自己的主意。

    父亲的“问题”成了大范围解冻之外的个例——不予更动。为什么呢?世间一切事必有其如此或如彼的缘故。

    改革开放，言明不再搞政治运动，反面教员已不再需要，仍然将他的政治身份固定在反对总路线——严重错误上，此时的必要性是什么?

    记得父亲曾经对我说(时间约在1956年)，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一度有把他们的党予以解散的意思，针对这个思想动向，毛泽东请他们去中南海，对他们说，共产党将和他们长期共存。民主党派在“文革”期间受红卫兵冲击，停止活动多年，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度完全停顿，后来才处于维持工作勉强进行状态。“文革”过去后两年才一切照毛泽东重新塑造的方式继续下去。父亲的“问题”因而固定下来并使其呈现模糊性。

    我想，读者此时心中还有一个问题：梁先生和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关系怎样?

    可以说完全没有来往。红卫兵抄家之后，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希望帮忙找回《人心与人生》的文稿。《中国——理性之国》完成，曾送一份给毛泽东，附信请指教。都不见回音。

    周恩来逝世后几天，我谈到从报上登的照片看，毛泽东健康状况不好。他说，“肯定过不了今年。”我在震惊状态呆了几分钟之后说，“总理和主席在同一年逝世，那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他说，“就这个意思。”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他去了。看见人们纷纷把白纸花别在柏树枝上，他拾起掉在地上的一朵，照着做。

    大约是1994年感恩节，我在芝加哥，应艾恺先生之邀去他家吃过火鸡宴，他用不解的神情说道：“我问梁先生，周恩来这个人怎么样?梁先生含着眼泪说，周恩来差不多是一个完人。”艾恺先生没有直接问在那场斗争会之后，为什么提到周恩来还会含泪。我说道，父亲说过，他对人不起仇恨心。

    他远较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不过他不采取所谓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说法。对温州黄河清的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常见断见皆非。俗以为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我，便是常见。以为人死如灯灭，就是断见。你不要以为始终是一个毛泽东。他在变，你不能拿他的一段、一角来概括或推论他的前头或后头，那不行。所以实质上没有一个毛泽东，而是无数毛泽东。是前后变化的，种种不同的毛泽东。这是真理，这种真理旁人没有讲，只有佛家讲。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体是一个意思。”

    这一年9月10日，发布毛泽东逝世的公告。12日日记写道：“写出明日小组会发言稿。”13日，“车来赴会发言，赵朴初有反响。”15日，“车来赴会，宣布明早十时聚会”。但是，16日“政协通知今天不接我。”而17日更有如下记载：“宣布明日追悼大会的安排，说我在家不必出来”。下午，“街道革委会李同志等来坐，约我明日看电视广播大会实况。”即，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追悼活动都将他屏之于外。

    我最后要讲给读者听的两件事，发生在父亲1988年逝世之前和之后。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如实地而不是以褊狭的心态对待一个人?(我的问题和感慨完全不是为他一人而发)这个问题甚至是提给海峡两岸的。

    这年4月，父亲已住进协和医院，收到我的表姐从旧金山寄来的一份剪报，内容是《世界日报》台湾版副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梁漱溟先生，你不能认错》。作者自称对父亲一向极为推崇，可是读了元月号《文汇月刊》里《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之后，发现梁先生曾在1953年向毛泽东“认错”，失望之余写了这篇文章。说认错关系着“民族的良心和气运”。父亲口授一信，说明自省的认错和向他人低头认错是两回事。寄给我的表姐要她交给《世界日报》旧金山办事机构，希望予以刊出。

    6月，我因开会去美国见到表姐，问起这件事，表姐说对方答称，此信能否刊出须由台北方面定夺，又说，如果发表或须作某些改动。我当即请她转告：“发不发表权在《世界日报》，信怎样写，权在个人，可以不发表，但不要改。”信终于未见报，却又有文章借前文再加发挥说，原以为梁先生是大陆学界的一盏明灯，及知有认错之举，“灯即已熄灭，永无复明的希望”云云。

    父亲口授复函主要部分如下：

    “……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汇月刊》一文所写我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我能对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为可感，故敢请借贵报一角，就此略作说明。

    “当年国务会议上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系出于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我在家中对人言道，‘今天将决一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刺激下，我的发言因之较前更欠冷静。然于激烈争执后，突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应含糊暧昧，自己据理力争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两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当不隐瞒，由是在自己思想上对这一错误有检讨之意。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身体力行此教导全在个人自觉，我省悟及此，也是自觉自愿，认错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信末说，我不附和批孔的文章已传布海外，如果翟先生看到过，不难明白我于是非是不苟同的。

    而我在父亲日记中更发现有如下的话：“早起查觅旧作检讨文件，有些真切语，值得留示后人。”

    如此的不苟，恐怕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

    最可叹的事情发生在1988年7月6日，即父亲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

    如果读者找出7月7日新华通讯社播发的《梁漱溟生平》，将会发现文中未提“1953年事件”，而这是我们遗属力争的结果。不是我们不要提这件事，是力争如实记述这件事。

    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梁漱溟生平》初稿，送交遗属征求意见，我们注意到其中含有毛泽东不容发表不同意见的意思而未予言明，并且说父亲“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最可注意的是，初稿没有父亲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即口气虽然含糊却做到了尊重事实。我们只对三处事实的叙述做了少许改动以使其更加准确，但是，初稿被高层所否定，于是而有第二稿。第二稿则恢复反对总路线之类的说法，却唯独将“受到批判”改为“受到批评”，以示当初即使在对待方式上也合乎分寸。

    二稿(亦即高层定稿)是不能修改的。这一点我们在去统战部洽谈之前已经料到。我们的态度是：父亲生前不接受的说法，我们不能替他接受，如果一定要照高层定稿发布，全体遗属将不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我们的最后方案是完全删去有关1953年事件一段，但这个方案也不是副部长有权同意的，最后是阎明复部长从医院里赶来，将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同时接受了我们的最后方案。

    这个“案子”不能动，是和当初斗争会骤然而发旋又戛然而止一脉衍来。难怪有人叹息现实政治“烫手”。

    父亲最后一次做反面教员

    父亲最后一次担任反面教员是在1978年。这同时还是最自觉的一次。

    请允许再次引用汪东林先生的书。书中写道：“正赶上大家都处于‘文革’结束之初的心情宽松的阶段，因此并没有在会上发生辩论、批判之事。不料半年后的1978年2月，当梁漱溟再度就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却终于招来了最后一次受到批判的‘殊荣’。”(不过从日记看，发言当即受到批判，5月间上级组织批判时还扩大范围吸收了外援)

    汪先生书中提供如下背景：1978年召开第五届政协会议是一个新的开始。委员中“有不少刚刚解放，甚至刚刚离开监狱”，“同样也几乎无例外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故去，许多人声泪俱下”。“委员们的发言都无人涉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尚未获得平反的问题，更无人深谈‘文革’的起因而涉及毛主席的功过是非”。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梁漱溟这个时年84岁的怪老头”，“提出人治和法治问题”。书中写道，大会闭幕且间隔了一段时间，政协常委会奉命在直属小组范围内对他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和诬蔑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让我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与日记核对，2月15日尚在举行第五届大会之前，但已在小组会中“讨论宪草，略有发言”。23日，政协大会开幕，委员们纷纷住入宾馆。3月1日，“早起程思远动员我发言”，为了作准备，虽有三人来访，都“约其改时间再谈”。但“发言反响不佳，自叹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之难”。此日发言应属主要，可惜无存稿。7日又曾发言，“反响不佳，叹息反省而已”，无存稿。

    批判开始，5月12日记：“众人追问我上次发言，回家写出若干条”，22日“王芸生发端对我批判，其余诸人继之，一概不答”，6月16日，“忽有民盟张必来等多人参加对我批判，略答一二语”。显然虽曾作答，亦无存稿。

    现在只能就存稿向读者作介绍了。此时(1978)他对共产党制宪、行宪的意见是什么?他“批毛”了吗?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吧。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但困难将会大得多。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对人治之害有切肤之痛，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强烈迫切了。”显然，他发言的意思是希望继其后者不可硬走老路。

    他说西方产生宪法这个东西是为了限制王权无限大，无产阶级专政是党权无限。毛主席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治理中国，“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领导”，“他是不受限制的”。举的例子是毛泽东“绕个弯子”避开正常途径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他认为的)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父亲说明他提出问题的用意。毛泽东“权威太大”，“换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今后再不会有了。中国今后要走的路是“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我特别想强调分清楚过去的一段和今后的一段”。请注意最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有两层含意：如果我没有弄错，他的意思是说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已没有可能像过去那样靠个人权威维持统治。第二层意思十分个性化——干的和说的一致才好。

    中国的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在上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讲宪法只能算是一种借用”即他极不赞成“借用”。

    “在专政的国家党权是高于一切的，所有法制不过是执政者手中的工具”，何妨如实说来?

    “我发言的意思是什么事都要搞清楚，不要混乱。混乱首先是从斯大林开始……随便杀人，……他也讲宪法，这是混乱。”

    1954年制定宪法就是“借用”，其结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宪法全成空文。

    “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1949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我批评的是可以不用这个名词”。“不宜模糊混淆，专政就不是宪政”。

    请允许我猜一猜此刻读者心里是怎样想的：“说老实话，干什么说什么”，作为个人品德定会受到称赞，可是政治上“借用”的事又当别论了吧!

    也许有读者会想，如此说来梁先生是赞成专政的喽?恐怕不能这么说。他曾经叹息通过战争实现统一将不会有民主。他非常痛心国家分裂的种种恶果，日寇入侵即其最大恶果。因此，国家统一是第一要义。不过我可以补一句，在许多人心中，西方式民主才是民主，他没有这个意思。民主没有既定形式。

    有许多话是为回答众人的追问而说，他真正想说的，归结起来可能就是下面这句话：“今后不同了，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才可能不再有了。没有一点规章制度不行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完全变，现在还在量变中，没有到质变，变已经在变了。”这次批判进行得很艰难，因而引入外援，把民盟宣传部张毕来等人请去。

    汪先生的书里说了一种以前没有的现象，“推动批判的工作进行得颇为艰难”，没有人报名发言，只得采取轮流上台发言的办法。“临近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梁漱溟的学习会就有头无尾地结束了”。

    （摘自《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