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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1年06月01日 星期三

    我的爸爸妈妈

    ——周国平对话王小慧

    周国平 王小慧 《 书摘 》( 2011年06月01日)

        喜欢看才子佳人小人书

        周国平: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很重要,特别是艺术家性格形成和以后的创作。通过《我的视觉日记》,你上大学和出国后的经历已经广为人知,但在这本书里没有涉及你的童年,我很想知道你小时候的故事。

        王小慧:许多人觉得我小时很不幸,经历过许多,包括父母离异、生病受伤、“文革”受虐待,直至后来的地震。所以我爸爸总说我的童年不是金色而是灰色的。但我自己并不觉得,相反,我觉得我得到了太多的爱,首先来自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其次也来自我周围的人。甚至在“文革”初期我虽然常受批判,但也有许多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我觉得我有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对我的爱和培养,就没有今天。

        从哪儿讲起呢?看到爸爸在我初生时写在我日记本上的文字,就可知道我是在妈妈特别艰难的时候被孕育的。在肃反时妈妈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只有爸爸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虽然那信是由“组织”审查后才能拿到。她是在自由后第一次与爸爸重逢那天怀上了我,而怀孕又使她避开了“反右”运动的灾难。所以妈妈常说,我在她肚子里就已经是个“福将”,开始给她带来好运了。

        我看书挺早的,我觉得我当时有点早熟,喜欢看才子佳人的故事,看爱情故事,不喜欢看打仗的。妈说陪我去书店挑书,无论手头多紧,“小人书”总是要买给我的。昨天她来信还说:“你小时很乖,从来不烦大人。一本小人书可以看很多次,然后在上面涂色,整本整本的小人书全涂满色彩,成了彩色图画。”那时的小人书是黑白的,我喜欢把它涂成彩色,可惜这些书因为地震丢失了,要不然的话,留下来倒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几乎我家里所有的小人书都是彩色的,是我把它们画满了。

        愿为女儿摘月亮的爸爸

        周国平:你有一个慈爱的父亲。

        王小慧:对,非常慈爱。我爸爸为我做饭、烫衣服、梳小辫。

        小时候在公共汽车上总会有人与我搭讪。因为我那么小,一般是有大人带的。可我爸爸为省钱拼命骑车在后面追我,怕我坐过站。但骑车带我的话我个子又太高了,警察肯定不许的。不过我爸爸不是那种婆婆妈妈只顾家的“小男人”,在外面他是个刚强豪放,响当当的男子汉,很受人尊重。只是因为太爱我,又责任心强,所以愿为我做一切繁琐小事。那时候生活挺困难的,但是他想着我喜欢吃烤肉,就想法子自己用旧的罐头听做了一个“烤肉机”。不过很费肉的,因为烤熟了肉缩小很多,那时候肉也很少,一般就是买一毛钱的肉,大概也就一两吧。爸爸自制的烤肉当时是我们绝对奢侈的享受,但很好吃。现在看起来特别丰盛的宴席, 也没有那时候很简单的东西给我的满足感大。

        周国平:是的,满足感不取决于物质的多少,而取决于超过期望值的程度。

        王小慧:不过爸爸烤出肉只是给我一个人吃的,说他自己闻闻味就饱了。现在想当然他是在哄骗我,闻了味只会更有诱感力。我爸爸这一辈子都是这种委屈自己的人,他绝对是不会享受的人,不懂什么是享受,或者他觉得他唯一享受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满足感。他永远在为别人生活。为了这个人,为了那个人,为了全家人一辈子他付出得太多了。你想,四五十年前,他工资一百块钱,那时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所有人都不能想象,他夏天穿圆领T恤衫,晚上洗,第二天早上还要穿,因为他只有一件,还是没有领子的汗衫,很多人都是在里边穿的,如果下雨干不了,他就穿着湿衣服去上班。为什么呢?他要供他的弟弟妹妹五个大学生学费。他每个月要给弟妹每个人十五元钱生活费。你想他五个给掉是多少钱啊,自己留下的钱就没有了,他就很苛刻自己。

        我爸爸对人太好了,我们天津有海河,我家在河东,他上班在河西,乘摆渡要花一分钱,他为了省这一分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现在桥有很多了,以前没有那么多桥,走到天津火车站那个地方,但是他要走路就很慢,所以他就跑步,为什么要跑步呢?担心回家晚了,怕妈妈会担心,更怕我们知道他不乘摆渡船。他经常吃过饭再回家,为了省下点细粮给我们吃。在单位只能吃到地瓜干,也就是干的、甚至发霉的陈年红薯,又冷又硬,不好消化。他吃了地瓜干再跑步跑回家,结果有一天他就得了“肠套叠”的急症,动很大手术把肠子拿出来清洗,在药水里浸泡十几小时再放到腹腔里去。在这以后他肠子问题特多,病总复发。他为了省一点钱,给我们买骨头汤、排骨、鸡蛋,一分钱一分钱地省。还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块六十元的“五一”牌手表,他觉得我妈妈当老师,上课需要手表看时间。他当时的一个大的牛皮纸袋里边全是硬币,存了够买一块国产表的整整六十块钱,送给妈妈。信封上面写了很大的一个“爱”字。

        所有人都说,他人心特别好永远都想着别人,总是替别人活。有时候我就劝他,你要为自己活。他觉得他活的意义就是为别人。以前他觉得对我有用,一直料理我的各种事情。过去他总说,他是我的“老秘”。这几年帮不上我忙,好像人生没意义了。他不明白能活着对我就是最大的意义。

        周国平:我能理解,我也说我是我女儿的秘书。你爸爸真的太好了,你挺幸运的,有这样一个父亲。

        艺术禀赋来自不识字的奶奶

        王小慧:我拿到南开大学的聘书,其实就只是一个客座教授的聘书,妈妈很看重,我自己倒不是特别看重。她之所以看重,因为南开大学是我外公特别想去教书的一所大学。我外公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以前在南京的师范学院教国文,很早去世了。他的理想就是在清华、北大或者南开这三所学校教书,是他梦寐以求的。妈妈把我南开大学的聘书复印了,要烧给我的外公,让他的在天之灵高兴一下。

        周国平:既然说到这里,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家族的历史吧。

        王小慧:我爷爷的家族是个非常殷实的家族,在山东黄县(现在是龙口市了)的县城里也是很富有的。我曾爷爷开了一个五金店和一个绸缎庄。家中不仅有店、有厂、有仓库,还有长工、短工,园子、土地……我爸爸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有个德国进口的自行车,县城里唯一的一个,可能比现在的中学生开宝马车还要厉害,很招摇的。他又长得很帅,白白净净,家境又好,而且是长子长孙,是当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少爷。我曾爷爷人特别好,很能治家,有威信,为人也好,可惜后来他有白内障失明了。他可以听人念账本靠心算知道账房先生有无算错。后来革命啊、土改啊,再后来就是曾爷爷去世要下葬,居然村长三天三夜都不让下葬,在夏天,尸体都腐烂了。全家族二十几口人跪在村长办公室的院子里,白天黑夜地跪在那里,求村干部开恩,求了三天才同意让他下葬。

        后来更加令人发指。那是大跃进的时候。因为我曾爷爷的棺材特别好,整楠木的,五金件也特别好,厚重结实。大家都知道,他活着的时候老早打好了棺材,放在老家的花园里。大炼钢铁时,你知道残酷到什么地步吗,叫我爷爷亲手去挖他亲生父亲的坟,把楠木去做炼钢铁的燃料,五金件拆下来去做炼钢铁的原料。村干部不可能不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挖祖坟简直是最伤天害理的,如果让民兵或者其他人去挖也就算了,让我爷爷亲手去挖,这实在太不人道了。

        我奶奶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很聪明,没有机会读书,就像那里大部分女性一样,但我爸爸说她绣花、画画都特别好,她真的就是无师自通,我爸爸常说我的艺术细胞是继承奶奶的。她还剪纸,剪纸像头发丝那么细,我爸爸说那剪刀很笨重的。到现在我爸爸还珍藏了她的剪纸,是奶奶送给我的,她很喜欢我,可惜每页差不多都被我写上了“王小慧”三个字。奶奶虽然是农村女人,但用现在的话说,智商绝对高。小时我姑姑她们哭闹,她就马上画张小画逗她们玩。你想当时又没玩具,没小人书,没电视,没收音机,她画的小画或剪纸和现在的“动漫”功能是一样的,可她只是一个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农村女子啊!

        我爸爸最爱我奶奶,但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就是不准他假去凭吊,去料理丧事,这是他一辈子不能容忍的事情。当时要开批判会了,批判会中心人物是爸爸,所以不许他请假。至今我还记得那天爸爸独自在屋里流泪,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告诉我想奶奶了。让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去画大树。我当时直觉好像出了很严重的事,很乖地一个人拿了小凳子去外面画那棵常常画的大树,画完给爸爸看时,他已经不再哭了,但看到我画的树后他又泪水流得止不住了。我那时从未见过男人哭,更没见过爸爸哭。我哄他,帮他擦泪水,告诉他我也想奶奶,以后一起去看她。当时我还不知道奶奶已经永远见不到了。

        妈妈能靠梦想生活

        王小慧:我妈妈一直是特别爱党的,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她觉得这三位是一体的。她觉得毛主席和共产党让中国站起来,不再受列强侵略了,女人也有权利了。你想她会写血书要求当女兵去抗美援朝啊,她是非常赤诚的一个人。她跟我爸爸观点不一样,我爸爸有时候就不愿意跟她讲这些。他说我只爱祖国爱人民。当然,当得知爸爸家乡那些村干部对他祖辈所做的那些不人道的事之后,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那样说。我觉得我妈妈有很多宽容的性格。也许这种性格让她经历了苦难之后,还能用微笑来面对人生。这也是我一直觉得佩服她的原因。我曾经问她你怎么那么受苦受难,受到不公平待遇,还那么平和。她觉得中国那么大,顾不上几个被冤枉的人,还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应该满足。呵呵,她还是想着要报效这个国家啊,特别宽容,不管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她是没有仇恨的。她也不怨,也不悲哀。

        周国平:她很阳光。

        王小慧: “文革”的时候,很多小孩家里没受到冲击,也许他们就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或者没有直接的切身之痛。我不一样,像我爸爸的自杀啊,或是我只能悄悄地去看我妈妈啊,还有许多许多,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妈妈从一个受人尊重的音乐学院的老师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干最苦的最脏的活儿,在街上扫垃圾和抬垃圾箱,一般人心理上都承受不了。而且她体力也不行,根本就抬不动,到了晚上饭都吃不动就得躺到床上,因为她太瘦了。她出身不好,又是内部控制的“特务嫌疑”,所以是很惨的。为了保护我,也不敢让我跟她生活。星期六晚上天黑后,我才偷偷地去看她。

        那时大城市要疏散人口就要她到农村去,妈妈为了保护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了我爸爸这边。因为农村不要她,嫌她太瘦弱没有劳动力,但是她的女儿呢,再长几年就是壮劳力了。呵呵。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跟爸爸住,只在周末偷偷去看妈妈,幸亏那样使我们没下到农村里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妈妈打算去为农村作贡献,“不在城里吃闲饭”。她当时就把手表、衣服……反正当时家里稍微值钱的,都卖到了委托店。所以她总说三文不值二文地去卖。你知道她换了钱买什么吗?她买显微镜、很多的试管,还有农业书,要做科学试验。她要帮着农民去科技种田,志向很大的。她学音乐的,根本不懂的,化学还没我懂呢。我和她一起学习育苗,家里有好几十个,也许上百个试管都有的。她还说,农民能学她也能学。

        周国平:在家里? 

        王小慧:那时候还没下乡呢,她想等下乡的时候,不要给人家当拖累。

        周国平:你妈妈一个音乐家,一个作曲家,受这样的折磨,撑过来真不容易。

        王小慧:好在她还有朋友,有精神生活。中秋节四个人在一起吟诗的小陈阿姨,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了。真的是很偶然相识的,也许是物以类聚吧。她其实是房管站收房租的人,每个月她挨家挨户收钱。那时候我们连温饱也没有的,她们在一起就是谈法国的文学啦,德国、奥地利的音乐啦……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达尔文和米丘林,或是俄罗斯的“五人强力集团”等等,这些名字都是我从她们谈话中知道的。她们常常一谈几个小时,我想谈谈这些能满足她们一些心理需求,可以平衡一下日常生活的种种无奈、无聊和无人沟通的苦闷。要么她们在一起谈去农村用自己的文化帮农村怎么作贡献啊。这种精神,其实根本和温饱没有直接关系。我倒不觉得她们多天真,而是觉得她们挺有理想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也应该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你说这叫“闲情逸致”吗?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很特别的。

        周国平:是很特别,我听了很感动,很佩服她。我相信人是有精神本能的,在不同的人身上,精神本能的多少非常悬殊。你妈妈是一个精神本能特别强烈的人,是一个能够靠梦想生活的人。

        王小慧:现在有些人不是真热爱艺术而搞艺术的,觉得艺术家可能会有名有利,甚至是大名大利,把艺术作为谋生手段和出名的阶梯。而那时搞艺术搞文学,都可能遭到批判,有危险,尽管如此还不放弃艺术,那才叫真正热爱艺术。

        (摘自《花非花:周国平对话王小慧》,作家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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