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迷思

    所谓“有机教育”，就是把教育看做一个自然有机的过程，看做一个生命鲜活展开的历程。它的首要原则也是它重要的原则是“视学生为鲜活的生命”，其次是视“五彩缤纷的生活”为教育的唯一主题。

    在我们看来，第二次启蒙的有机教育为我们走出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困局，特别是为我们走出应试教育的迷思，标示了某种路向。

    在今日中国的教育改革中，高考或者说应试教育已日益成为教育改革的瓶颈。曾经是走出政治噩梦的里程碑的高考制度，经过长达30年的泛滥之后，已然演化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制度，并且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一方面遭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一方面却仍在无限扩张，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广泛被人们所认可的理由是：“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择优人才的唯一合理方式，“是目前保证教育公正的唯一办法”。

    幸运的是，在当代中国，不迷信“华山自古一条道”的有识之士大有人在。

    “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制度”的论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有学者明确追问：“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

    也有人公开质疑“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否是真的公平。田文江先生就指出，这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公平，而实质上并不公平，因为这只是用“一种”人才标准来衡量“所有”类型的人才。在他看来，只有同一种类型人才去比“分数”那才叫真公平。

    从第二次启蒙的有机教育的视阈看来，现行高考制度的最大症结是“以人为器”和它的“划一思维”。破解高考的困局因此也应从这两点入手。

    首先，要使全社会明白，“人身难得”，与分数相比，生命是更为宝贵的。学生是鲜活的生命，不是机器，不是制造社会工程的“零件”。学习、考试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活出生命，活出尊严，活得快乐，活得舒展；而不是活得机械，活得萎缩，活得憋屈，活得痛苦。正如我国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教育是把学生引向‘活’路，而不是用无生命的知识挤压他们本来存有的创造空间，把他们逼上死路”。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就请不要把孩子往高考的这条高速传送带上逼，除非他(她)发自内心地喜欢考试，以考为乐。成才之路万千条，没有必要大家都来挤高考这座独木桥。如果一些家长担心没有大学文凭孩子将来找不到工作，那许多拥有大学文凭的孩子还不是也找不到工作?2009年高考前夕，“重庆上万学子放弃高考”；据中央电视台2010年6月9日报道的“众多考生主动放弃高考”，导致“高考人数连续第二年大幅下降”现象，虽然个中原因未必是单一的，但显然不排除人们是在用脚投票现行高考制度的可能，也自然不排除是因为人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所致。据《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组织的一项共有近万人参加的社会调查显示，有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其中有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还有39.2％的人觉得“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现在大学毕业不好找工作”，也许是重庆市“上万学子放弃高考”的一个重要原因。

    站在传统的立场看，学子十年苦读，功亏一篑，实在可惜。但换个角度看，“弃考”标志着一些家长和学生自主意识的觉醒。客观上也颠覆了“高考=工作”的等式。既然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何必要去炼狱中走一遭，造成心灵永久的伤害呢?只要拥有一颗善良快乐的心，身强心强，是处皆可存活，找不到工作就创造工作。远的如大学肄业生比尔·盖茨；近的如河北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有机农人安金磊，这位估计只有中专文凭的农校毕业生单枪匹马用“自然农耕”挑战现代农业，“每年都会专门种一大片谷子以‘款待麻雀’，真正做到了耕读合一，活得何等踏实，何等幸福?这份幸福是光拥有一个‘好爸爸’的人绝对体验不到的”。

    与宝贵的生命和孩子的幸福相比，分数、文凭、奖状无论如何应该退居次要地位。这一道理，天下为人父母者多往深了想一想就清楚了。这也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其次，如果短期内因为国情的特殊，无法完全取消高考，就先将多元的概念引进到现行高考制度中，实现高考多元化，以克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尴尬。

    所谓“高考多元化”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1)考试时间多元化。

    就是吸取美国SAT的经验，把一年一度的高考，改成一年数度。计算机的普及化使得任何一所县城中学都可以承担这类考试。

    (2)考试内容多样化。

    现行的考试内容，偏重考察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因此“高分低能”现象的产生就成为必然。改革后的考试内容，加大对学生创新能力、情感能力、品德和意志力的测试，以期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摆脱了死记硬背，将给学生留下相对大量的自由时间去从事思考、创造、亲近自然和服务社群。

    (3)录取标准的多元化。

    高校录取是高考的终端，所以它的改革能影响整个考试体制的取向。如果它倾向于录取“背功好”的学生，那整个教育体系就会为它准备擅长死记硬背的“人才”。如果它的标准多元化了，将对整个教育体制发生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大幅度削减高考分数在录取过程中的份额。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学生的高中成绩、社区服务、创新精神、思想品德、文化才艺都作为一定份额考虑进去。与此相联系，减少统一考试成绩所占的份额，给各个高校更多的自行出题、自行招生的自主权。

    在录取标准的多元化方面，美国百年私立名校哈佛大学的一些做法不乏借鉴之处。据报道，2008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超过27000人，而录取率只有7.4％。许多人的成绩十分优异，SAT考试取得满分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最后大多还是被刷了下来。那么能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让我们看一个例子：俄亥俄州雪克黑茨市哈沙维布朗高中的爱丽娜·奥聂思凯斯基一直关注着水污染，选定解决金属离子污染水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3000个小时的屡败屡战后，她终于发明并申报了自动微电子化学传感装置控制电镀系统的专利技术。这一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电镀时排入水中的金属离子。此外，她还是西门子西屋科技竞赛地区决赛选手、英特尔科学英才半决赛选手、校世界事物联合国俱乐部主任、校报主编、疗养院志愿者、资深协调人、丹麦人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帮助犹太人的历史研究者。第二个例子是，匹茨堡福克斯切派地区高中的迈克尔·米尼克，他创作了四部音乐作品，其中两部为情绪忧郁症患者筹得4000美元善款。他被《匹茨堡邮报》评为2000年最雄心勃勃的新一代音乐家，曾任校报总编、校社团主任、学生理事会部长等职，最后哈佛大学将其录取。

    可以理解，实行高考多元化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对公正性的担忧。

    如何保证不让高考多元化变成腐败的土壤，成为关系和金钱的通道，的确是一道摆在中国人们面前的难题。

    此题虽难，但并非无解。首先，最对症的药石是增加透明度。政府反腐的决心，人们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加之网络查询的便利，都使一种多元化的阳光高考成为可能。为达此目的，有学者建议的“对高考加分也进行公开的听证”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听证会将邀请学生、家长、老师和媒体等参与，因为学生、家长和老师都是对加分学生情况最为知情的。再加上其他学生家长和媒体的监督，“相信那些想通过弄虚作假获得加分的考生和家长，是很难得逞的”。

    其次，当事人问责制的认真落实(如三年内弄虚作假者一旦查出，不仅考生当事人吊销学籍，终身禁考，而且有关涉案人员一一依法处理)，异地判卷，匿名判卷的实施，也有助于催生多元化的阳光高考。

    最后，不妨考虑有意识地尝试美国哲学家沃尔夫早在1969年就提出的“随机录取法”。就是设立一个最低录取分数线，所有上线的考生一律平等。然后由计算机把已上线的考生根据各人的报考志向“随机录取”到各个院校。也就是说如果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00分，而满分是700分的话，考501分的考生和考700分的考生机会是平等的，都有可能被某著名高校录取。这看起来似乎对考高分的学生不公平，当年提出后也被许多人诟病为“乌托邦”，但它无疑有助于“减轻”高中生高考的“毁灭性的压力”。在中国高考三十多年目睹了高分未必等于高能的今天，权衡利弊，我们似乎可以开始认真考虑这一所谓“乌托邦”方案的可行性了。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对“过分的考试”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称之为“杀人的会考”，他担心会考这把大刀糊里糊涂地乱舞会“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这振聋发聩的空谷跫音，今天听来依然发人深省。

    如果因着第二次启蒙的有机教育的机缘，我们能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局，那将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千千万万莘莘学子之幸。

    （摘自《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