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这是一个寿命不长的学校，只办了4年，毕业了6个班，但这个学校有它的特色，不像一般有名气的附中以功课紧、学习成绩优秀见称。它更像一所大学的预科，学风比较宽容，有百家争鸣的风气。

    北平大学是北平几所专科学校联合的称号，下辖有农、工、医、法、商、女子文理等学院。大学有似联邦制，校长对各学院没有直接管理权。为办一个高质量的中学，为各院校输送合格学生，由各学院共同筹集经费，由各大学分摊附中费用。各学院把已到手的经费挖一块出来，未免不甚情愿。开办之初，有人推测这个学校寿命不会太长。

    北平大学附中第一任校长(正式称主任，因为校长由北平大学校长兼任)宗真甫老师。宗先生，河北人，留学法国，他的办学思想有点法国大学的风格。课程除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二年级以后，开设了许多选修课程。教材不用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科书，而是授课教师自行选编。我们的英文课，选用英文短篇小说，教师陈振原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生，国文教员先后有几位老师，他们多半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有中文系的，有哲学系的。数学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中国历史教师李云波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西洋史、生物学的老师，是燕京大学毕业。也有的教师是大学的讲师、助教来学校兼课的。体育教师李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的。

    教材各年级不同，由授课教师指定。数学、物理、化学、西洋史用的是外文教材。

    除了正式课程外，还可选修第二外语德文、法文、日文、俄文四种。第一年有个俄文班，以俄文为第一外语，英文为第二外语。第二年，俄文班取消，俄文改为第二外语。还有一些选修课，有音乐(钢琴组、提琴组)，有美术，有油画组、国画组。有英文选读课，另外请教师讲授。高中不分文理科，集中在文化基础训练。这是当时惟一不提倡死读书的学校。学校招生，不限于北京市，我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有江南人，东北人，山西人，河南人，山东、四川人都有，北京土生土长的反倒占少数。

    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必须有“党义”课。我们的“党义”教员鲁涤平，河北人，留学日本，他喜欢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三民主义的党课不重视。这门课成了鲁老师发表政见的讲坛。他先引用三民主义中的一段话，指出：“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你看可笑不可笑?”这门“党义”课先生不重视，同学们自然也不重视。同学们私下组织的读书会，也有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的。各班级都办墙报，组织球队和外校比赛，课外生活比较活跃。学校集体宿舍不足，家在北京的或不愿在校内住宿的，自己在外住房，下课后就无从管理考核。总的看来，培养了一批肯钻研、独立思考的青年，他们后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祖国有所贡献。1956年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驾飞机起义的刘善本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第二届的同学。

    1931年到1935年这四年间，北平被日本侵略军一步步进逼，学生和教师都不满于南京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北平学生运动连年不断。每次学生游行及宣传活动，总有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参加，引起北平警察对这个学校的注意。正好由于北平大学各学院不愿意掏钱办这样的中学，便借故宣布停办，由学生自行转学。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第二年暑假，发起了护校运动，留校的同学推举代表，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电，申明不应停办的理由。最后，大家提出，如当局不收回成命，即联合起来，到南京向教育部请愿，根据同学名册，通知家长在铁路沿线的同学按规定时间车次上车，会齐同去南京。当局怕事情闹大，让了步，答应以后不再招生，已招进的这一届学生毕业后，自行停办。因而这个学校只办了两届共4年。

    我们的校长宗真甫先生是一个教育家，他制定的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规模，有远大眼光，也有魄力。他没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学，放在死读书上，而放在全方位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础上，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体育、美育与德育、智育并重，十分可贵。我的一点国画知识是在中学时得到的。

    宗主任亲自教选修法文课。他说法文发音优美，可以直接阅读法国重要文学、哲学著作，也不失为一种享受。他没有宣传学了法文可以到法国旅游，到法国的企业去赚高工资。宗老师对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兴趣。抗战时期，我在昆明读研究生，听说他从法国回来参加抗战。他拿出关于《墨子》的一篇著作，我们几个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的同学互相传看。他的著作很有见地，强调墨子哲学反对侵略的思想，不但有反对侵略的思想，还有打败侵略者的具体措施。墨子是两千多年前反侵略、维护正义的好榜样。

    我们的英文选读课是陈冠杰先生（后来他有事没能继续讲，由他的夫人诚贯仪接替)，陈冠杰先生标准的伦敦发音，中外学识渊博。他讲到有关美国西部移民的文学作品中有民间歌曲《Yankee Doodle》，他还哼出《Yankee Doodle》的调子，我们印象深刻。

    他又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对国民党及满清政府的腐败行为常予以讽刺。他讲：清朝末年怕革新，又怕洋人，在外交场合，各国外交官正式会议以前，先集中起来唱一遍自己的国歌。一次，清朝出使大臣们看到外国人咿咿呀呀唱国歌，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清朝没有国歌，大臣们也不知国歌为何物，他们便凑在一处唱一段《光棍哭妻》应付了事。当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闭关自守，拒绝与国外通商。后来，美国兵舰打来，被迫派人与美国交往。日本专使要取一个外国名字，取名SPY。美国人看了公文纳闷，办外交为什么派一个奸细来呢?这类掌故是否属实，待考。但陈先生善于用小故事，启发听众的兴趣，增强鄙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

    他还讲到要学英文，要注意作者的时代，用词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刚发明汽车时，  “脚踏油门，表示努力，用put on your foot”。现在如果有人还这样说，人家先看看你有胡子没有。后来听说陈先生去给冯玉祥将军教英文，他的夫人诚贯仪来接替他讲英文选修课。她选了高德华斯的一篇短篇小说《Quality》，说德国兄弟二人在英国以缝制皮鞋为业，缝得质量舒适、坚固。因为坚固耐用，一双鞋经久不坏，生意反而不及粗制滥造的鞋匠。读后，使人心情沉重，质量好反而竞争不过劣质品。

    国文老师刘伯歇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不用教育部编审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自选教材，从《左传》、  《论语》到孟、荀、老、庄及宋、元等人的文章。他讲的语文课像文学史，又像哲学史。从他选的教材中，我读过张煦、胡适、梁启超、唐兰、冯友兰等人关于老子年代的讨论，对我后来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可能产生了某些潜在的影响。

    高中时，我为班上的墙报写过一篇元曲产生的社会背景，提到元代轻视儒者，把人分为十等，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娼之下、丐之上，没有出路，多走向下层社会，也是元曲兴盛的一个原因。这种粗浅的背景分析，也说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学生兴趣比较广泛，不局限于读课本，不把应付考试放在首位。

    (摘自《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