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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走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并兼二编室主任的他，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成为运动对象。其间，还曾有过一个他在人文社二编室搞所谓“独立王国”的罪案。
此事始于肃反，终于整风反右，曾是他的一大“罪状”。
1954年4月，王任叔调入人文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辑。由于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另外还担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出版社，所以王任叔到任后，即开始抓全面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以为，人文社“百废待举”，所以想加以“改进”。聂绀弩对他的初步印象是：“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
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做法果然相左，有明显的分歧和矛盾。王撰写了一篇谈如何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要印了拿出去散发；聂看到了，觉得写得并不怎么高明，却又不知如何说，只好送给冯雪峰，请他再看看。冯阅后，大概也觉得不怎么好，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社内打印参考”。
王任叔又以二编室的名义，制订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结果引来不少异议、非议，有的意见很不客气。而这个书目并未经过二编室讨论，也没有和主管二编室工作的副总编辑兼室主任聂绀弩商量通气。二编室的人向聂反映后，他径去问王任叔是怎么回事。王答，是冯雪峰叫他和聂共管二编室的。而冯又并未和聂说过此事。
对王任叔事先不和他打招呼，就直接插手二编室的事务，聂绀弩很不满。于是乎，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对抗便由此展开了。
当时，二编室集中了一批专家型的编辑，有的原本就是在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如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平常他们除了发社外的来稿，每个人都承担着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对于这种做法，王任叔很不以为然，说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
而聂绀弩的意见是：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但二编室的门，应逐步开大。因为，二编室约的社外专家的稿子，出现过有的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了出版计划，有的又不合乎要求，没法采用的情况。
王任叔则主张打开门，工作都请社外专家来做。他甚至还在大会上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这引起了二编室人的不满情绪，有人还做了打油诗，“进门低三尺，回肠搜计划，叩首敬专家……”云云，大发其牢骚。
聂绀弩责成舒芜起草了一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任叔看后，认为繁琐，否定了，说体例不如标准重要。聂则以为，这个体例搞得很细致，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标准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并不同意王的看法。
接着，“劳动纪律”问题也出来了。王任叔来社前，人文社上下班并不是很严格。冯雪峰表示过，编辑可以迟到，可以晚来一个小时。1953年4月，三编室(主要负责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成立后不久，即普遍实行半天编辑、半天翻译的制度。四编室(主要负责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大致如此。1954年初，冯雪峰还对三编室的蒋路明确说：三编室今后可以改变工作方式，除行政人员及助编外，其余的人可回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王任叔就任后，特别强调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准时上下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搞了签到簿，派人事科的人在大门口察看员工何时进门，核对和察举其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意见和不满。
聂绀弩自己不签到不说，还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二编室的老编辑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
在社党支部会议上，王任叔指责聂绀弩“抗拒他”，说“二编室聂绀弩能领导，党不能领导”。
对王的这些做法和指责，聂极为反感。在另一次会上，王任叔又说聂绀弩“很难搞”，没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聂“很难搞”。聂绀弩得知后，更加气愤了。
1954年，冯雪峰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遭到批判，被迫在全国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而到人文社年终总结之前，王任叔竟专门让冯雪峰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王任叔在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与王任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了。
2
一年之后，肃反运动拉开大幕。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也已被定为“叛徒”，他自己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又很复杂，于是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成为了肃反的对象。这给了王任叔一个打击对立面的机会。
于是乎，“独立王国”罪案，便无中生有地突然冒了出来。
在后来写的一份检讨中，聂绀弩说：“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又说：“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后提出的。”
张友鸾，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得意弟子。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世界日报》、《民生报》、《新民报》、《立报》、《南京人报》等报纸的总编辑或社长，渊博多识，才情敏给，善编会写。在业界有口皆碑，是著名的南京“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
1952年下半年，聂绀弩到南京做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张友鸾也去听了。当时，他正受到批判，起因是他写了一部配合“三反”运动的章回小说《神龛记》，由港迁沪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尚未上映，首都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就发表了宏文《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等，批判《神龛记》“美化资产阶级”，一下子使他在南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他见到聂绀弩，谈到以上种种，就动了离宁北上，到人文社做编辑，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工作的念头。两位老友一谈即合，聂绀弩立即报告冯雪峰同意，很快就把张友鸾调进了人文社二编室。
不久，张友鸾即担任了小说戏曲组组长，成了二编室的业务骨干。在二编室，聂绀弩与他和诗歌散文组组长舒芜比较接近，有事总是找他们俩商量。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隔离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写交待材料，检查自己的“反革命”经历，交待自己的“罪行”。
二编室的人，也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和张友鸾，更得带头检举揭发聂绀弩。
王任叔专门单独找张友鸾谈话，说是审干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曾经领过国民党“军统”的津贴。所以，他既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又必须揭发聂绀弩在二编室的“罪过”。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终于，张友鸾不得不按照罪案制造者的意图，进行违心的“检查”和“揭发”。
在1955年7月写的一份检查中，他被迫交待了所谓“和这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往来”的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的“爱发牢骚”：“我发牢骚，常是发在某一些制度问题上。……例如说，我怕上班，过去一段长时期不遵守劳动纪律，我就说签到制度不好之类。”还揭发聂绀弩说：“聂有‘胡风黑帮型’的昂首天外的性格。在党内看不起一切同志，在社外看不起一切专家，在社内看不起一切干部。”“聂是最爱发牢骚的，骂这个，骂那个。听的人往往‘游夏不敢赞一辞’。”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中，他又交待：“两三年来，在社内，我做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以致被反革命分子聂绀弩钻了空子。他用吃吃喝喝的方法来和我结成好朋友，因而利用我协助他在二编室建立独立王国，企图达到他的反党活动的目的。”他还写道：“从社内二编室建为独立王国的情况看来，其中实在包含有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这一系列的内容。”
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就这样被言之凿凿地提了出来，并且上升到了“反党”的吓人高度。那么，“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具体所指到底又是什么呢?
先看“反党、反领导”：“任叔同志初来社的时候，参加二编室的会议。会后和我谈了几句寒暄的话，聂就说我扒上高枝儿了。……他时常把党内消息告诉我听，我也时常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他。……这个王国是现有的国王和臣民的，君不负臣，臣亦不负君。……有了这样坚强的王国基础，聂才敢于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他说某领导有农民保守作风，某领导低能；我也就跟着他这样说。尤其是对于任叔同志，他进行过许多诬蔑，我也常信以为真。在某一些工作上或制度上，二编室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聂总是说，是由于任叔同志的反对因而不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小广播、发牢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说到任叔同志的。”
再看“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上下班签到制度上面。对于这一制度，早先，我主观地认为，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集体劳动中的个体劳动，只要能增加生产，何必一定讲究上班下班。记得王任叔同志曾和苏联出版社负责同志问过，苏联出版社是没有不上班的编辑。我还是想，可能苏联出版社的编辑室设备比我们不同哩。——我只是抗拒这一制度。起初，我也还晓得，建议尽管建议，在建议未被采纳之前，总还要遵守原有的制度。但是，连这一原则后来我也不理了。因为聂说过，‘在家里工作，只要我知道就行了。’于是上班下班，任意而行。某次，人事科检查签到实际情况，我就大生其气。我说，社内出入有三座门，不应只查一座门。”
被隔离审查的聂绀弩，在检查和交待中，也提及自己犯有“对劳动纪律不重视”、“不尊重领导意见”、“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以及“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许多错误”，并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
对所谓“独立王国”之罪名，他终于不得不违心承认：“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就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
结果，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聂绀弩，直到1957年2月，才做出结论和处理意见。而结论里却又根本未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只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消人文社副总编辑职务。
3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来临了，上述问题再度被揪住不放。聂绀弩被定为人文社“右派骨干分子”。舒芜、张友鸾、李易和顾学颉，则被打成了二编室的“右派小集团”。在人文社员工大会上，王任叔公开点了聂绀弩的名。舒、张、李、顾四人都被迫各自承认了“独立王国”的问题。连聂绀弩本人也不得不说，“我在二编室的情况……大可以说是独立王国”。
在1957年9月11日的全社大会上，张友鸾只有揭发、诬陷、诋毁别人。他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二编室主任过去是聂绀弩。”在全社大会上，他重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他是个个人主义者，是个大自由主义者。……我的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和他投合，一来，我们就水乳交融。独立王国并没有什么组织形式，但是，实质上，可以说，是我到社以后，我拥护聂，聂庇护我，我们就这样拉拉扯扯，才开始建立了那个王国的。……随后，舒、顾、李无形中都很自然地参加了这个独立王国。……我和舒是这个王国的左丞右相。……二编室的独立王国，是以聂为中心，在聂领导下面进行活动的。聂在，王国存在；聂走，王国灭亡。……二编室独立王国虽然没有了，但是，‘树倒猢狲并没有散’，舒、顾、李、我几个人，……既同样具有反T(指“党”)的资产阶级思想，又迷恋王国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利益(不守组织纪律等)；自然而然，串在一起，继承王国的精神，在二编室里面就是一个小集团。”
张友鸾所揭发者，恰恰是把他从南京调入北京，不久即担任了人文社二编室小说戏曲组组长，信任他，欣赏他，与他过从甚密，且经常诗酒唱和的老朋友绀弩。有谁能够想象，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报人、老作家，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挣扎、屈辱、痛苦和郁愤呢?!
就这样，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罪案，尽管半点影子都没有，尽管“莫须有”，但却如前所述，居然搞得如此煞有介事、堂哉皇也、轰轰烈烈、不亦乐乎。
张友鸾依然是绀弩1960年冬回京后，至1967年1月25日被逮捕前这段时间，经常往来、过从甚密的友人。他们的友谊保持终生。
（摘自《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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