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西方,对于成功男士们,笔挺的上等质料的灰西服,曾是所谓“标志服”。因而,出现过一本书——《高级灰》。又因而,身着一套 “高级灰”之西服的男士往往被当成“上流社会”人士看待。即使明明是骗子,弄那么一套西服穿上,也会较容易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一国家,无论从前,现在,或者将来,“上流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故跻身于“上流社会”,一向是野心勃勃的男人们的梦想。此类青年们的典型,自然是司汤达笔下那可悲的于连。于连的人生志向是无可厚非的。他之所以可悲,乃因非但没有成功,还搭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但是,读者且莫以为,我所言之“灰社会”,便是中国之“上流社会”了。不,不完全是。
我所言之中国“灰社会”,是相对于中国“黑社会”来说的。“黑社会”虽然也须收买权力人物,与权力人物勾结,受权力人物的庇护,但其核心人物,主要成分,则是具有暴力倾向和暴力能力的黑恶轴心势力。然“灰社会”不同,“灰社会”之核心人物本身即不可等闲视之的权力人物。其主要成分亦必个个皆是“上流社会”人士——各级高官、大老板、某省某市公检法的头头脑脑。他们周围,常常云集各界明星,但后者们却只不过是攀附于他们的人,是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些人。最主要的区别是——“灰社会”几乎毫无暴力特征。他们要达到目的,几乎完全不必诉诸暴力。凡阻碍他们达到目的之人,却很可能“被犯法”,随之受到法律“制裁”。
“灰社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成分“文明”度很高的,几乎无形无态的社会阶层。
几年前,我只不过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如今,我已认为它的存在是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但若要我举出很多例子,我则大难。“灰社会”是那么地几乎无形无态,我们的社会能见度这么地差,它的举动,绝非我的眼所能经常发现;尽管我自认为自己的眼扫描社会的敏锐,比之于寻常百姓终究还是高点儿的。却也不是根本举不出例子来。
比如,若言重庆方面一个时期所打击的是“黑社会”,那么,黄光裕案,则具有“灰社会”的特征。看那受文强们所庇护的,无非些个鸡鸣狗盗,沙威、牛二者流。而黄光裕却是将一位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邀”上了自己的“航母”。
报载某县一公安局长之子的婚礼,竟吸引了一千几百人排队送礼;春节刚过,又报载某县某矿老板办什么喜事,市委书记等干部、公务人员结队前往祝贺——不禁使人联想到《教父》那一部美国电影的开场……
以上现象,既说明产生中国“黑社会”的土壤是多么地肥沃,也说明产生中国“灰社会”的温床简直比比皆是。“黑社会”也罢,“灰社会”也罢,都是势力概念。其势力过于张狂,一个大意弄死了几条人命,纸包不住火了,暴露了,遂被视为“黑社会”。若一向行事谨慎,一切丑恶的勾当皆隐形于世,自然便是“灰社会”。只不过,在县一级,那样一些利益集团、势力圈子,即使隐形,也是不配称为“灰社会”的。终究他们的林林总总的表现不可能不俗鄙,“高级”不起来的。那些发生在县一级的响动,恰是“灰社会”嗤之以鼻的。
“灰社会”不但成分高级,不但隐形,而且几乎从不弄出响动。他们操纵股市、房价、期货、洗钱,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并转移往国外……一切一切在他们做来,不但易如反掌,而且还几乎毫无破绽。即使东窗事发,通常也没有任何国内媒体能够据实一一报来,大抵只不过点到为止,所谓“冷处理”。
故我们又可以这么判断——凡那大张旗鼓地进行打击,并且欢迎媒体配合报道的打击对象,若是团伙,自属“黑恶势力”,或“黑社会”。
而凡那尽量悄悄地收拾,并且严格限制报道的大案——背后往往会结有一张特“高级”的网。果不其然的话,那“网”便是“灰社会”。
“灰社会”之高级也高级在——它明明是存在的,却又是不能或不得抖现于全社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曾形容它有着“温情脉脉的面纱”。
此种一百几十年前西方资本主义的“面纱”,今日之中国“灰社会”当然也有。而且,比一百几十年前西方那资产阶级的“面纱”,要“高级”得多。
比之于“黑社会”,“灰社会”对中国前途的危害更其巨大。
“黑社会”影响和谐。
“灰社会”却往往可以一边制造和谐风景,一边鲸吞般地窃国。
几年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起草了一份二百六十页的报告,其报告显示——世界三大富豪的财富,超过了六亿人三十五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前两百名最富有的人,在1994-1998年仅仅四年中,总收入占世界全部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
所以这世界即使现在,仍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活活饿死。他们的死自然不是富豪们的罪过,但起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病症。
在中国,银行里百分之八十的存款属于百分之二十的我们的同胞,这已是事实。
中国“灰社会”之人士,皆在那百分之二十。非是都结成了一张网;只有其中更“高级”的,才希望互相吸引结成一体,进而希望在百分之八十中占有最大份额。
百分之二十扩大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自是好事。但如果十年后,百分之八十却扩大为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九十……那么中国将会怎样?
把“蛋糕做大”以后定会考虑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凡说这种话的人,若不是脑子进水了,就是成心忽悠中国人。
现在之中国,当省悟到——在把“蛋糕”进一步做大的过程中,就必须同时考虑分配公平的问题。否则,绝大多数国人只不过成了“面包工”,却只能吃到“面包渣”。
我认为温总理说“把蛋糕做大是政府责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良知”这句话表明,他是看到了问题所在,心存忧虑的。
最后我要说,我对中国的明天是乐观的。
因为,最大多数中国人对国家的愿景寄托于明天,所以绝不会允许一些人将大家共同的明天给破灭了……
(摘自《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