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城模式引发的思考
2010年，名不见经传的江苏南京高淳县桠溪镇，因为一条将被世界慢城组织授予“慢城”称号的消息，迅速火遍网络——对于三十多年来已习惯埋头奔走于“急行军”、深陷高速发展带来种种“城市病”的国人来说，号称中国首个“国际慢城”的横空出现，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慢城运动”是“慢食运动”的延伸，于1999年起源于意大利，意大利小镇奥维亚托是世界上第一个“慢城”。顾名思义，“慢城”必然是一个生活节奏缓慢的地方，然而如果以为把日常生活放慢就能称之为“慢城”，那就误解了“慢城”的真正内涵。
我们先来看看欧洲一些“慢城”的基本要求：人口不能超过5万，城内不能停车，只有行人徒步区；城内不能卖速食，包括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店和超市都应禁止；城内也没有霓虹灯，且周四和周日店面都不营业……以上这些要求，在适应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眼里，几乎是不可理喻，甚至是迂腐可笑的。的确，没有汽车就意味着交通回归原始，就一般城市而言，发达的物流系统几乎瘫痪，更不用提其他方面了。然而，奧维亚托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慢城”的优越性。奥维亚托的慢城主义者别具匠心地对观光产业、农业、商店等经营方式进行了改造，使整个小镇回归欧洲中古世纪的生活速度，同时却保留了现代文明的特色，结果尽管车不入城，人流反增，小镇的观光客增多，店铺生意越来越好。
“慢城”运动的兴起，不是城市化的倒退，更不是城市管理者为了吸引游客而想出的营销策略，而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发展道路的反思。18世纪中后期，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中叶，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三次技术革命虽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城市被越来越多的工业、高楼大厦所包围，本来宁静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噪音，原本平衡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殆尽，城市的拥挤不堪使人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效率优先的分配制度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太多传统的文化被现代化的元素所代替，城市和城市之间正变得越来越缺乏个性，人和人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缺乏亲情。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人们留给自己的休闲时间太少，根本无法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慢城”的出现，使得现代人从紧张、喧嚣的都市生活中解脱出来，找回了原始悠闲生活的感觉，实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压力的释放，无怪乎会成为一种新的风潮。
“慢城”，绝非放慢了生活节奏的享乐主义，而是提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通过采取减少噪音与交通流量、增加绿地与徒步区、支援当地农民及贩售当地农产品的商店、市场与餐厅、奖励环保科技、保护当地美学与美食传统、培养热情好客与敦亲睦邻的精神等措施，建立起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摒弃都市中为了追求效率和速度而采取的种种铺张浪费、高污染高能耗、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慢城主义提倡的是一种融入自然的享受，而绝非将个人快乐建立在大量物质基础之上的纯粹享乐。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以我国国情为理由，坚决反对“慢城”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些理由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比如，我国现阶段众多的人口，就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几乎不可能以5万人以下的规模存在，再比如我国的粮食短缺问题，就决定了现阶段我们不得不想尽办法使用化肥、农药乃至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
就连高淳的副县长王正兴自己也感叹说，“有人说高淳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怎么样，怎么有条件慢下来?西方国家都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慢城’。其实，‘慢城’说实话也不是给高淳人自己准备的……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还是有需求的。现在我们还处于看到一个水塘就恨不得插个旗子养鱼，产生经济利益的阶段，真正享受慢生活还需一段时间。”
客观来说，与西方国家已经有的很多“慢城”相比，中国的这第一个“慢城’，还有很大差距，王正兴说，“只能打65分。”根据“慢城”运动联盟的规定，其中成员必须在城市人口、环境政策、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食品生产甚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满足54项具体规定。比如道路，“慢城”组织的要求是柏油路，高淳当地现在却是水泥路；现在个别农户为了提高产量还是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而按照要求必须用有机肥；还有如葡萄架，为了耐用过去都用水泥架，按照要求则要用木架子；还有一些还体现了意识问题，如“慢城”里的休闲设施，按要求应尽量保留原生态面貌，像石子路、亲水栈道等，但高淳县却弄成了大理石、花岗岩、钢板，这些都不符合“慢城”宗旨，需要一一改造。除了硬件，还要注意控制人口，居民的素质也要进一步提升。
且不说我们是否到了可以“慢下来”的阶段，也不管中国的“慢城”是不是够“格”，无法否认的是，“慢城”概念一经提出，迅速俘获了国人。就在高淳被评为“慢城”的同时，拥有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的四川乐山也宣称要打造 “国际慢城”，而烟台市更在尝试打造城市街区“慢行系统”。一时之间，谁欲争锋试比“慢”成了时尚。长久被高速“城市病”折磨的都市人，几乎看到了心目中的乌托邦。但“慢城”是否真能承担国人的厚望?
“慢工出巧匠”：中国发展模式再思考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今天很多中国都市人的真实写照。《新周刊》封面文章曾以“急之国”形容当下的中国：最爱“快进”，频繁 “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需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这些镜头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人们恨不得直奔结尾，绝不管过程。
与“快”对应的是“慢”。当然，“慢”不是问题的本质，慢生活、慢饮食、慢行走、慢阅读、慢写作……只是用来形容事情发生状态的方式之一。“快”和“慢”只是对速度的相对感知，真正强调的内核是做事的过程和质量。这里的“慢”只是一把暗藏的标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打破大锅饭，提出效率论，盘活各种经济资源，潜在价值被极大激发，特别是人的资源，不再死板一块，出身定终身，而是凭本事吃饭，“活”了起来。这么些年，中国人已经习惯“加快发展”，争分夺秒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
是“快”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排第二位的国家，令世人侧目；是“快”让我们在全球经济萎靡之际承担起更大的发展和提振使命；是“快”让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成为重要参与者，发出响亮声音。难道“快”错了么?当然，这没有错。只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快”的光鲜之下正在掩藏和积累很多问题。
殊不见，刚刚建成不到一年的中心大楼为了提高城市“高度”和水准，就在“砰”的一声中轰然倒地；为了赶工期省成本，一座从未投入使用的新商品楼齐刷刷倒地；市区居民楼的节能改造工程，却被非法层层转包，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惨剧……
经济发展了，但蓝天没有了，清水不见了，人心不纯了……这些问题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数字下被人们所忽视了。然而，积累到相当程度之后，人们怎能再视而不见?
我们注意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近年来在中央重要文件中几乎从未缺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未被写入。专家解读，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十二五规划”和此前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最大不同。
俗话说，慢工出巧匠，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凡是过于追求速度的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复杂，应该把握好发展的速度。
在此背景下，谈到乌托邦式梦想的“慢城”、“慢活”将有更深的体会。之所以“慢”作为一个字眼，开始撩拨人心底久被尘封的一些情绪，确实因为这个字眼已经久违了。
正像在意大利文中，“慢”和一般定义下的甜蜜生活的境界十分接近。其实，中国人的文化中，也常常使用“慢走”、“慢用”来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致意，暗合着“慢活”的精神。五千年的文明中不知有多少是田园牧歌式的感念与怀想，中国的山水画、书法都是在笔笔写意中描写情怀，这恰是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时代而不衰的原因。
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一书中写道，“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哪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些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路、随着草原和林中隙地、随着大自然消失了吗?捷克的一句谚语，将他们温柔的闲暇以一个定义来比喻：悠闲的人是在凝视上帝的窗口。凝视上帝窗口的人不无聊，他很幸福。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却被扭曲为无所事事，其实两者完全不同：无所事事的人心情郁闷、觉得无聊，并且不断寻找他所缺少的动力。”
借昆德拉的眼和笔，让我们向自己发问，唤起那些久违的宽容与好奇心。
飞奔在轮子上的人和事，要试着至少偶尔慢下来。“慢”不是目的，不是“快”的简单反义词，更不是低效率磨洋工。新时期新阶段所提出的“慢”，是在一定积累之后，强调精耕细作的态度，崇尚品质、负责任的国民性，优质的生产方式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借用意大利人的时髦词汇，那是一种“品味”，教会孩童鸡胸肉从哪来的，桃子树长成什么样子，享受过程，不唯结果论，都是“慢”能带给我们的品味，而没有品味便没有生活质感。“慢”是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诉求。
一个“慢”字，点燃了我们对高质量生活、幸福指数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方式的渴望。
（摘自《低碳转型路线图：国际经验、中国选择与地方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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