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动乱时期在传统上正是土匪首领们最为活跃的时候。例如，主要在东北平原上进行的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中许多战事是由受各派敌对力量装备和煽动起来的红胡子匪帮之间的冲突组成的。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中，得到日本军队支持的日本冒险家们与匪帮取得了联系，带领他们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炸桥梁、毁铁路，在俄军战线后方进行骚扰。在这期间许多土匪首领因此名声大振，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作为一名士兵参加1895年的战争之后第一个加入绿林的人。当十年后战争再起时，他积极地投身于最激烈的战事。先是(在压力下)为俄国人做事，后来又为日本人服务。他手下的许多小头目在他日后成为一方军阀时成为深受他信任的心腹骨干，而他和日本人建立的关系为他成功地登上东北的独裁者的宝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也在日本激起阵阵兴奋的涟漪。就像在中国本土上的许多土匪首领一样，政客、军人和泛亚主义的鼓噪者们都看到他们可以各显神通的前景正展现在眼前。例如，在一系列由日本发起的“蒙古独立”运动中，土匪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日本经常对中国策划种种下流的阴谋诡计一样，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日常的诡秘活动大多交给军方——在这儿，下级军官也常常独立于他们的上级或作为他们上级的代理人进行活动——或者寄希望于逐渐发展起来的“大陆浪人”团体。尽管想把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的种种企图最终都未得逞，但是根据1917年寺内正毅总理大臣所言，日本的商人和军事人员仍然在向中国土匪提供武器装备，所有从东北土匪那里缴获的武器中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日本制造的。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为日本人干涉中国事务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该条约正式承认日本1914年接管以前德国统治下的山东胶州港。对此，中国方面提出了抗议，并且列举了证据说明日本企图利用土匪为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寻找借口，可是毫无用处。然而后来据台头附近的村民说，土匪确实得到允许在日本人势力范围内的据点不受任何阻碍地活动。在日本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匪帮将他们的总部从山上搬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后，青岛的铁路沿线的抢劫和绑架事件急剧增加。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山东估计有3万名土匪，据说都是由日本人组织并供养的。
即使日本人在1922年4月开始从青岛万般无奈地撤离之后，山东当局仍然断言说，以前被安置在日本人领地的土匪正式被派回来给中国人制造麻烦。到12月，当日本人的撤离接近尾声时，有电报表明，这块以前的租借地多少已在土匪的控制之中，他们随心所欲地抢劫商人、敲诈官员。留在当地的为数很少的日本士兵对他们根本不采取控制行动，而日本人自己也从不遭到攻击。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距离伏击地点以南50英里的地方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秘密特务?)则据说有人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城市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三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
日本政府并没有和西方一起同声要求制裁肇事者，但它确实提出，如果当初让它的部队继续留在青岛，该事件就永远不会发生。像后藤朝太郎那样的思想家则拿这个事件为依据证明长期以来一些日本人所抱有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中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并希望西方列强会对以前它们逼迫日本放弃它在山东的地位感到后悔。该事件之后紧接着在日本和在中国受日本人资助的出版社一下子出版了大量书籍、小册子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赞成这一基本的立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达到一个转折点。该事变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早已由日本军方确定的基本行动模式。最初，由一伙手舞战刀的大陆浪人，奉命假扮成反日奸细进攻日军营房，当地的土匪则被唆使在周围的乡村兴风作浪。这便使当地的日本驻军能够出动镇压骚乱。随后，日军就全部占领了东北。一旦日军最终取得了它一直觊觎的对东北的全部支配权，它便立刻出动，清除在东北迄今为止一直愿意利用和扶植的土匪势力。
在各种历史事件中，日本人领导的土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2年日本劫持被废黜的清末皇帝溥仪，为他登基当“满洲国”皇帝作准备的行动，松本领导的强大的匪帮被用来担任掩护。后来侵入中国北部热河省的先头部队也是由一位以前受到伊达指教的土匪首领指挥的。不足为奇，在这个时候——在日本称霸的早期的更富于浪漫色彩的年代，过去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满蒙”的企图也重新被煽起。但与此同时，那些主要的发起者诸如川岛芳子，发现唯一能征募的队伍只有土匪。
然而，即使是带枪的“大陆浪人”或像川岛芳子那样富有感召力的阴谋家也无法将东北所有的土匪都归到帝国的旗帜下。那些发现日本人的控制过于残暴的土匪，不论是否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也开始在日本人的区域到处搞破坏活动。这些早期的抵抗活动播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种子，这支部队最初的领导包括了几乎以前全部的土匪首领。
日本人希望通过其管辖，彻底消灭土匪的想法令人信服地被1932年9月一次著名的绑架事件给粉碎了。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是一位住在东北南部地区通商口岸营口(牛庄)的英国医生(有人说他是间谍)的18岁的女儿廷可·波利。搞这次绑架活动的匪帮要求日本人交纳100万元赎金，外加枪支弹药，接着又提出，如果“日本鬼子”在一周内撤出东北，将无条件地释放人质。对此，日本国内右翼集团一片沸沸扬扬，认为这有辱于国家的尊严，日本政府则被吓坏了，当时它正打算向联合国递交要求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的提案。最后，关东军司令部求助于在东北唯一能对释放人质施加影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小日向白朗，该人化名尚旭东和小白龙，是一个长期待在中国的大陆浪人。小日向白朗的情况与其他日本浪人的情况相当不同。通过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设法成为东北南部地区所有土匪首领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当地的匪帮和他们保护的村庄都很尊敬他。尽管他同时与日本军方保持着联系，甚至与最早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右翼集团也有关系，但是关东军为建立日本的统治而采取的毒辣手段也使他非常害怕。因此，在发生“波利事件”的时候，他已经秘密地完全控制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确保释放英国人质的交换条件，他坚决要求关东军停止对抵抗运动的镇压并得到关东军的同意。然后他显示了土匪首领能够对他们的部下所行使的权力，他实际上说服了义勇军停止抵抗活动以免导致日本人采取更加残暴的行动。 之后，他进入土匪营地，将人质毛发未损地带了出来。
这笔交易的下一半更令人奇怪。在1933年的春天，一次完全可以被称为“马贼大迁移”的行动开始了。在最高首领尚旭东的保证下，势力强大的匪帮首领和前抗日义勇军的军官率领他们达7万之众的部下及其家属浩浩荡荡地穿过长城以南地区到达北京，在那里，小日向白朗已经为他们安排了住宿和工作(事实上有些人在他们的新地区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就这样通过将土匪迁至中国管辖区，日本的土匪问题至少在小日向白朗权力所及的地区被解决了——很难说是独到的解决方法，但在短时间内却很有效。 然而在该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比如在更北部的吉林、在朝鲜边界、在中东铁路的周围地区，抵抗性的盗匪活动依然烦扰着日本人。直至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
只要关东军需要借口证明它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是正确的，土匪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例如，1933年后日本一步一步地向长城以南推进就是由匪帮打头阵的，他们受到怂恿制造麻烦和为日本人干涉中国事务提供借口(据说至少有一次是由一个女首领指挥的)。 1935年，刘桂棠(刘黑七)和其他由关东军撑腰的以前当过土匪的军人组成了一支名称冠冕堂皇的军队“东亚联合自治军”，其使命与上述匪帮类似。在整个华北以及其他地方，主要是那些像孙殿英和庞炳勋那样以前当过土匪的军人，开始将他们的命运与日本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变成中国抗日运动的凶恶的敌人。 但是，随着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对这样一些盟友的需求实际上已经过时。
尽管由全面开战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土匪比以往更渴望找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强大的保护人，可是他们的不可靠和不正规的战略战术对具有强烈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急欲尽可能迅速扩大对中国占领的日本军队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和以前的军阀一样，日本人也由于“兵匪不分”的问题的存在而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发现那些土匪出身的人只有当命令中他们意时才肯服从，因此，镇压土匪成为占领过程中一个持久不变的课题。
在1938年的秋天，由小日向白朗带到华北地区的马贼遭到残酷的镇压。松本要之助作为一名土匪首领遭到逮捕，并被转送到军方，随后便销声匿迹了。伊达顺之助则比较成功，他利用与军队的联系将自己转移到山东，在那里他以“山东省自治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出现，任务是使当地的中国人屈服。他和其他老牌浪人同曾在伪“满洲国”军队里待过的前土匪首领一起征募当地的土匪和已经蜕化变质的红枪会战士。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上万人之众。这些人马，加上当地统治者刘桂棠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占领省会城市济南并在那里建立起他的司令部。然而，他在山东为“王”的时间是短暂的，1940年，他的部队奉日军的命令解散。
随着1945年日本的垮台，与中国土匪之间漫长的关系史宣告结束。
（摘自《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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