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之外的父亲

    一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无论是哥哥还是我，与父亲交流并不多。我们小的时候，他整天都忙，顾不上和我们说什么，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边喝、边吃、边看书看报，不怎么理睬我们。等到退休，不那么忙了，他喜欢一个人看书，看电视、喝酒，吃饭也经常与家里人不同步，就像我女儿上小学时在一篇日记中写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吃饭”，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不多。或许他觉得我们对书、对他喜爱的出版工作知之太少，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只有当同事、朋友来到家里，无论年老、年少，聊起和书有关的事，他才兴奋起来，话也特别多。

    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学业很少过问，顶多是学期末看一看成绩册，即便哪门功课成绩不大好，也未见很着急。完全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和现在的年轻父母们，对子女的学习那么上心。可能他们认为学业方面的事自有学校和老师操心。

    不过父亲对我们的成长并非不关心。记得上小学之前，每晚睡在床上，父亲都会给我讲一段《格林童话》或是《安徒生童话》中的故事。他还给我订了《小朋友》和《儿童画报》两份杂志。那时儿童读物品种很少，有条件订阅的人家也很少，这两份杂志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则有关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激起一场全国上下学游泳的热潮。父亲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游泳。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教我游泳。那年暑假里，他先是让我在家把脸泡在脸盆的水里学憋气、吐气，然后又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带我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教我游泳。就这样，这个假期里我也学会了游泳，教练就是父亲。

    对我们课余做些什么父亲也不大过问，但是对看不惯的行为他是要说的。1966年我初中毕业那年，发生“文革”，学校停课，没事可做，同学们有时在一起打扑克牌，我不会打，于是买了一副牌学着打，被父亲看到，立刻遭到他的批评。他说打扑克太浪费时间，有时间应当多看看书、练练字。那以后我就没再玩过扑克牌。

    父亲也反感吸烟。1968年，我下乡去了东北的黑龙江农场。1969年，哥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内蒙古赤峰市工作。同年，父母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家人在三处，靠书信保持联系。可能是为了省时间，父亲写给我和哥哥的信有时用复写纸一式两份。有一次父亲的信中有劝哥哥不要吸烟的内容。想必那时父亲发现哥哥学会了吸烟。哥哥听进了他的劝告，没有再吸。

    那时父亲的来信中有时还夹带着先前我写给他和母亲的信，里面的错别字和病句都被他标出并做了修正。可能是出于做编辑工作的职业习惯，也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在文字方面给我一些指点。

    二 

    父亲爱书，爱到了吝啬的地步。家里书架、书柜上的书，都是他一手摆放的，哪本书在哪里他非常清楚。如果发现有人动过他的书，就会追问。我每次从书架上取书看都是小心翼翼，尽量让书籍摆放保持原样，但是他总是会发现，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记号。

    有的人向他借了书看过不还，时间一长记不清是谁借的，找不回来，他很心疼。于是他用纸订了一个借书本，记录哪本书被谁借走了，连家里人也不例外。从他那里借书看，过些天他就会催要。有时外人借书他忘了登记，事后想不起是谁借的，就会一遍遍追问是不是我们拿了。所以我宁愿到单位的图书馆借书看。

    他倒不是反对我们看书，只是担心书被弄坏、弄脏。借阅他的书有很多规矩：不准把看到中途的书打开扣着放，不准卷握着书看，也不准折书页角。所以每次看他的书我都包上书皮，准备一个书签，一时找不到书签就用纸条代替。后来从图书馆借阅书，不论是新书旧书，我也是这样做。

    除了爱书，父亲还有很多喜好，例如，看电影、听音乐、吹口哨、收集有趣可爱的小玩意、养金鱼、做爱吃的小菜、种花草、集火花（火柴盒上的贴画）。走在路上，他嘴里时常吹着歌曲。他曾收集了几大本火花，有时还与其他火花爱好者通信交换各自多余的品种。这几本火花集前些年送给了南京一位火花爱好者。

    父亲喜爱孩子，特别是抱在手上的幼儿。见到小孩子他就很开心。哥哥和我长大以后，父亲经常把住在近旁的年轻同事的孩子抱到家里来玩。1981年我的女儿出生，产后最初两个月住在父母家，父亲时常抱着我女儿哄逗。那时还没有纸尿裤，有时被她尿湿了衣裤，父亲不但不着急，反而高兴地说，再往后就没机会闻到小孩子的尿味了。

    父亲不喜欢体育活动，从不主动锻炼身体，叫他出去散步从来叫不动。不像母亲，每天一早就到室外散步、打太极拳。游泳是他唯一喜欢过的体育运动，1972年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后，晚上下班后他还经常去游泳。直到后来患了一次比较严重的中耳炎导致耳膜穿孔，医生告诫耳朵进水中耳炎易复发，那以后他不再游泳，也不参加任何其他体育活动。

    但是他喜欢看足球比赛。离休后，每逢足球世界杯赛，他都会守在电视前整夜地看。其实他并不懂足球比赛，只要看到进球就大声叫好，也不管进球的是哪一方。

    三 

    父亲的很多朋友说父亲慷慨好客。

    他有时给报刊投稿，文章刊登后能得到点稿费，每次拿到稿费，他就请上几个老朋友或是小朋友，找家小馆子一起吃顿饭。离休后，他每到月初都要张罗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们聚一次，吃吃饭，聊聊天，每次都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付账。

    母亲有位侄女，从江苏远嫁到广西，生活不宽裕，母亲生前每到过春节会寄些钱给她。2000年母亲去世后，每年春节，父亲都替母亲继续寄钱去。

    父亲的单位每年最后一个月都给职工发双份工资。父亲对家里雇用的保姆也实行这个政策，每到年末也给双份工资。有一年他到香港去访问，回来时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份礼物，其中也有买给保姆的毛线衣。

    从这些事看，父亲是慷慨的。但是对家里人，他有时又小器得很，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喜欢独自享用，不让别人碰。

    朋友送给他的巧克力糖、奶酪、点心，他都收得好好的，自己一个人慢慢吃，只是在偶尔高兴了的时候会拿点给孙女或外孙女吃，但是如果孙女们自己拿着吃，他就会说：“我还要吃呢，你们留点给我。”不像多数老年人，孙子辈的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哥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饿了或是馋了，会向我母亲要吃的东西，从不向他要。

    哥哥的女儿喜欢吃奶酪，母亲有一次拿了些别人送给父亲的奶酪给她吃，父亲发现了很不满。母亲说奶酪已经放了很久，再不吃会坏的，父亲说：“坏了我自己会扔掉！”他有时就是这么不讲理。

    朋友来了，他会忙着泡茶、煮咖啡招待。可是他的茶叶、咖啡家里人是不准随便动用的。就连招待客人的玻璃杯、茶具，他也不让家里人用，怕打破了。

    女儿小时候，我先生给她买过一只漂亮的玩具雪球，她很喜欢，父亲看到了也喜欢，拿去放在书柜里，从此只能隔着书柜的玻璃窗看，不准拿出来玩。以后女儿一看到外公走过来，就赶紧把手里正玩着的小玩具藏起来，生怕被他收去。

    父亲的酒就更不让人碰了。有段时间我们一家与父亲住在一起。我先生出差带回在飞机上没有喝完的红酒，父亲看到问也不问就收进酒柜，我们如果喝一点，他会说：“你们为什么喝我的酒？”总之，他的东西我们不可随便动，家里别人的东西只要他看上了，也成了他的。

    与父亲相处时间不长的人都说他是个和气、幽默的老头。但是家里人却感到他很不好说话，脾气大，急躁，任性，固执。

    他要我们帮他做事时，不管我们正在忙什么，都得马上先办他的事，行动慢点，他就在那里不住地唉声叹气。

    他中年时患上气管炎（真正的气管炎，而不是“妻管严”），逐渐发展为肺气肿。医生一再叮嘱要避免受凉感冒，因为感冒会导致肺气肿进一步加重。每到春秋季气温变化较大时，我们都提醒他注意添衣保暖，不要着凉。但是他偏偏很贪凉，该加衣服时就是不肯加，几乎每年春秋季都要大病一场。

    最令我们伤脑筋的是，他生病了不肯去医院。等到病由轻拖到重，还要劝说一两个小时才肯去看病。住进医院不等痊愈又天天吵闹着要出院，连医生都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出院单上注明“病人自己坚持要求出院”。

    家中的事一般是他说要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不容商量，如果不照他说的做，他就会发火。他认准的事，家里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主意。

    1994年，因为原来的住所拆迁，父亲搬入方庄一座楼内第十层的单元房。这套房子南北两面都有阳台，北京经常刮大风，阳台上满是灰沙，加之楼层高，晾晒的衣物也容易被风卷走。母亲和我们都主张给阳台加装玻璃窗，而父亲坚决反对，理由是《新民晚报》上有篇文章里说过，封了阳台会妨碍居室通风透气，他完全没考虑南北方在气候上的差异。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向他的老朋友求助，请他们帮忙说服父亲，当然不能让父亲知道。后来听了一位老朋友的“建议”，他终于同意给卧室外面的阳台加玻璃窗。往往就是这样，同样的事、同一个道理，家里人对他说他根本听不进，而从老朋友口里说出来，他会欣然接受。

    我们有时当着母亲抱怨父亲脾气不好，母亲总是说：“他这个人像个小孩子，别跟他计较。”在母亲眼里，不但我们永远是孩子，父亲也永远是孩子。

    母亲对父亲极好，好到溺爱的程度。母亲比父亲年长三岁，生活上处处照顾他，什么事都依着他，迁就他。父亲喜欢吃的东西，母亲都舍不得吃，留给他，直到他吃得倒胃口。父亲喜欢每天喝点“二锅头”之类的白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副食品供应紧张，“二锅头”也难买，母亲虽然明知喝白酒没什么好处，还是到各处商店里去寻觅，有时也派我去找。

    父亲要母亲帮忙做事时，不是走去对母亲讲，不看母亲在哪个房间，在做什么，只管在自己的房里“仙宝（母亲的名字）！仙宝！”地大呼小叫个不停，直到母亲听到。而母亲从不怪他。相比之下，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为母亲做的事情少得多。这大概也是独生子女的通病，生活上习惯于别人的照顾，不善于照顾别人。2000年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医院里母亲的病床前，父亲流着泪跪到地上拜别，嘴里不住地说：“她对我太好了，她也是我的妈妈。”

    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失去了母亲的悉心照顾，没有了可以说话、撒娇的老伴，他非常不适应。白天，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他一个人十分寂寞，除了读书、看报，只有与电视为伴。一两年之后，他的心境略好了些，又振作精神编辑了几本书，写了一些散文。

    近几年，父亲明显衰老。他本来兴趣广泛，整天忙忙碌碌闲不住，但是这两年变得对什么事都很冷漠，什么事也不想做。除了上卫生间，一天到晚都睡在床上，怎么劝都不肯下地走动，与以前判若两人。过去他虽然很少与家里人讲话，但是经常与老朋友电话聊天。近年由于听力越来越差，电话也不打了。

    父亲走后的这些天，我回想起来才明白，他最后这一两年整日躺着不肯下床，饭也吃得很少，实在是受疾病困扰，没有力气，没有胃口，并不完全是任性。

    1994年父母搬到方庄居住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避免休息时互相干扰，他们各住一间卧室。母亲去世后，按照父亲的安排，母亲的骨灰瓶存放在她生前的卧室中，父亲也住进这间卧室，伴着母亲的骨灰度过了生命的后十年。

    父亲留下遗嘱，遗体捐做医用。2010年9月17日送别父亲前，我们从他脑后剪下几小撮头发包了起来，因为遗体捐献后是拿不到骨灰的，我们把这些头发与母亲的骨灰放在一起，让他们永远相伴。

    (摘自《书痴范用》，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