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名册”制度在苏联存在了将近七十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职务名册”的逐步确立，苏联形成了数量不小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奉承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自己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首帖耳，而遭到贬黜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而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致使党内缺乏民主，同时也使全社会缺乏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集团、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作用，而且造成了党的专权，斯大林个人的专权。正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武断地处理民族问题，出现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表明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中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苏共的声誉、消解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基上动摇着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下面的统计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苏联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领导层: 75.0
政党首领: 57.2
议会领导: 60.2
政府部门: 74.3
地方领导: 82.3
商界精英: 61.0
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在册权贵”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深思。
（摘自《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共上中下三册，新华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2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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