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了一会儿，我就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是一片嘈杂，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这应该是在灌肠了。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了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期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几个字：“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村子东头的春梅家，第一次成为了村庄的中心，人们或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人，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他，于是只好让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买来了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个子高高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女人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我们自家的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她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缘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得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一坐车就吐得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后来，生下那小闺女，她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婆婆）、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两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得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得不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焕嫂子家那样盖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了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倍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接上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得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得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得走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得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得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模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得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得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最后这两个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得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两人好得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后来丈夫走了月把天，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这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了，只是有事没事就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得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人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小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的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摘自《中国在梁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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