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另一种生活

    偶然走进电影

    我在江西农村插队，已经开始第九个年头，周围的知青几乎都走完了，最幸福的当数进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然后是病退回上海，最后是在当地招工进厂的。只有我，还留在村里；还在那里插秧种地。我穿着短短的蓝色平脚裤，大热天也不戴草帽，田间休息的时候，两腿的泥巴都懒得洗去，坐在装着秧苗的扁担上，和老乡用报纸卷着烟卷，在那里使劲地吸着。蹩脚的烟丝，怎么吸也吸不出个烟味。那时候，与其说是要在那里干革命、接受再教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如说我是带着浑身的怨气，要在那里发泄，一头一脑的愤青架势。

    后来母亲来信说，父亲原先的老战友江渭清又出山了，就在我们江西当省委书记。于是拿着她写给江书记的信，书包里还装着一本书——那时候最时髦的内部刊物白皮书《白轮船》，搭乘着长途汽车去省城了。一脸的酷劲，谁都不搭理，但是心里的喜悦还是上下跳动着，我对自己说，见到江书记，就是我理想的“白轮船”起航了。

    江书记在家，但是他没有出来见我；江夫人对我说，你在农村多好啊，空气新鲜，我们现在都怀念那时候下放的日子。七搭八搭地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又说，家里要开饭了，没有准备我的饭。她把母亲写的信留下，让我走了。我赶到长途车站时，当日最后一班回去的长途车开走了，蜷缩在车站的角落，我大哭一场。我和母亲的自作多情，让我尴尬地在车站里熬过了一夜。

    年底的时候，“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开始了。15岁就下乡，没上过什么学，数理化对我是天方夜谈；可是不考取大学，就再没有其他办法离开村子。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那时候艺术院校，只考作文、政治和专业。对电影，我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懂得多一些，因为母亲是俄语片的翻译，小时候在那里看着他们对口型配音，看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剪接；休息室里，似懂非懂地听大人在争论着电影的好坏；还有，在放映间捡回那些废胶片，我已经会学着那些老师傅，只要用舌头舔一舔，就能判断出胶片的正反面了。后来，我离开了农村，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电影，在我的生活里，成了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走进去以后，就不愿意随便和别人谈论他了。因为这似乎变得像是一个恋人，有了那么多感情以后，就想保住自己的隐私，因为有太多的微妙和细节影响了我的感觉、生活态度和对人的认识。

    带着《上海伦巴》去看黄宗英

    梧桐树抽嫩芽了，粉绿色的叶瓣涂抹在天际，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莫奈的油画，这时候真觉得上海有点巴黎的味道了。我带着《上海伦巴》去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阿姨，关于她和赵丹叔叔的爱情是这部电影里讲的故事。我知道宗英阿姨一定会说我的片子拍得很好，她是那种非常宽容的人，不论我们拍了什么，她总是先说好。而我真正希望的是，我的电影能给她带去快乐!

    故事是在1996年，我无意中看到了《文汇电影时报》上写的关于她的文章，这让我激动了整整一夜。从小在她家里玩着长大，却不知道她的经历竟然是那么戏剧化。我飞到北京去看望她。我说，我能拍你和阿丹叔叔的电影吗?她说，可以啊。但是，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说话很累。于是在北京小西天她和冯亦代老先生的小屋里，我每天只能和她聊上两小时。我们东拉西扯，整整讲了一个星期，然后捧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回上海了。那时候，我跟宗英阿姨说，我还要她出现在我的影片里。她笑了，“让年轻的女演员去演吧，我老了……”说话之间，她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迷人。一头银发展现出她的风韵，特別奇怪的是，至今她脸上都没有什么皱纹。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说就是8年过去了，手上写的本子就这么转来转去，到处找投资。一直赶上电影百年，我们才有机会完成了《上海伦巴》，但是宗英阿姨已经81岁了，她病了，真的不能出演影片了。

    我买了正版DVD，慢慢地放给她看，她穿着病服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晚饭送来的时候，片子才放到一半，宗英阿姨对护工说，你把饭吃了，给我去买两个白馒头就可以了。说话的时候，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机，似乎怕漏掉了什么。我问宗英阿姨：“我们在摄影棚里搭的景，拍得像你们当初拍《乌鸦与麻雀》状态吗?”

    她轻轻地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像!”

    过了一会儿，她几乎是在自语地说着：“像，片场挺感动的，让我想起很多事情……”    

    她说得那么轻，可是那么深情，我几乎想哭。

    阿劲，我大学同学，她的小儿子，努力把气氛挑得高兴一点，大声地说：“黄宗英同志，你觉得袁泉演得像你吗?”宗英阿姨真的笑了，“像，像!侧面最像……就是我那时候，自行车骑得快极了，还是28寸的男式大平车……”

    阿劲又说：“黄宗英同志说像，那一定是像了。我们掌声鼓励!”

    总之，我们想表达出自己全部的快乐，这之中包含着我们对老一代人全部的爱和敬仰!片子结束的时候，宗英阿姨问我：片子有多长?怎么就完了?

    “107分钟。好看吗?”

    “好看，恋爱谈得挺好的。有人写我和赵丹谈恋爱，两个人在那里对看着，然后，我们就开始念诗。啊呀，哪里有这样谈恋爱的。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吵吵闹闹，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啊，也和你们一样的……那时候，赵丹一接到一个角色，就穿起戏服，神经兮兮地生活在人物里。但是他不演戏的时候，出门总是穿得很讲究，很注重各种礼仪。”她暗示着我，不像我电影里表现出的阿丹穿得太随意了。

    我知道，这就是老一代人的教养，他们特別酷，因为那是骨子里、是血里面的东西。那份气质，那份灵气、智慧和优雅，是我们永远会在那里追随和仰慕的…… 

    最难忘的一部电影

    第一次看《人与兽》这部苏联电影，是在我上小学一两年级的时候，学校放暑假了，母亲把我带到她工作的地方“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天是他们和陈叙一导演为影片的配音对口形，于是一小段片子就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停地放映。每一段几乎要放上十几遍才罢休。我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赶紧跑到后面的放映间，只看见是一小节片子挂在放映机上，就那么循环地放着，没有人向我解释。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故事，那里面的人就是在说着同样一句话，实在看不出个名堂，最后干脆倒在放映间脏兮兮的地板上睡着了。

    一直到1978年我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才有机会完整地看了这部电影。在放电影之前，我激动地跟同学说，那是我母亲翻译的片子，小时候睡在放映间地板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呢!于是，早早地拿着小马扎，在学院食堂里面占好了位置……今天回想起来，电影里面讲了什么，已经完全记不住了。但是，我记得那份很抽象的情绪，我看得非常激动，对影片甚至充满了崇拜。但是，一直到最后译制人员的名单出来的时候，我瞪大了眼睛，也没有看见母亲的名字。这让坐在黑暗中的我，羞辱得无地自容，偏偏在这个时候，还有同学问我，“不是你妈妈翻译的片子吗?”我没有回答，不是因为生气，实在是没有脸面去发出声音，更是不知道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写信回去问母亲。

    母亲很快就回信了，她说，我的记忆力一直就那么好。《人与兽》是她翻译的，因为父亲一直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她的名字是不能出现在译制人员的名单里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她说，她曾经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以及60年代中期翻译的西班牙的几部片子，大部分都没有她的署名。

    母亲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以后了。于是回想往事，就觉得事情并不像母亲说的那么简单，这让我想到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似乎生活变得就像《人与兽》里面的主题，人身上有着太多的兽性……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在我简单的下意识里面，我是本能地在忘却这个电影。回忆里面夹杂着太多的电影以外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起我最难忘的电影，我还是会想到《人与兽》——这部黑白片子只给我留下一个抽象的记忆，拍得非常非常漂亮；里面还有一个爱情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也记不清了；但是我坚信，那一定是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因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唉，这又是一个很抽象的情绪记忆，因为所有的这一切，依然和电影以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电影

    当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伴随而来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可是一切都恰恰相反，人们变得浮躁起来，焦灼的情绪像一根鞭子，抽着生活不断地旋转，像陀螺似的，转到什么地方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停顿。于是，大家在一起谈电影、做电影的时候，忙的都是电影以外的事情：找钱、包装、炒作、得奖、成名、宣传、销售等等。至于电影的品质、内容、电影语言、演员的表演、还有故事本身都留到最后被谈论，甚至不再谈论。

    不论是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家都在抱怨，说是电影越来越不好看了，还是过去的老片子有意思。但是，好莱坞的电影销售手段却依然越来越被市场接受，人们一边抱怨着一边学习着，一边在最后遗忘电影本身。大家还在做电影，可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跟电影最本质的事有关系了。很少还有人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思考着电影。当朋友邀请我们去看他们完成的影片时，我们常常坐在最后一排，在工作人员的字幕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借着黑暗，偷偷地溜出电影院。因为，大家实在都害怕面对面地说真话，而那些善意的、好听的话，已经让我们说累了。电影本身早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于是真话也失去了它固有的价值。

    赶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冯棱棱从美国来了，她原是录音系的同学，可是去了美国改学了电脑，现在又开始做生意。她说，带我去电影节看看电影吧!我说，那么贵的电影票，你不如回美国去看呢。

    电影节，我们没有看电影，我们去看同学。霍建起来了，他得了那么多的奖，但是冯棱棱大概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她不仅是不知道，霍建起的电影她一定都没有看过。这根本不重要，我们是去看同学的。当我敲着霍建起的房门时，冯棱棱按住我的肩膀，像孩子一样躲在我的身后说：“不要让他看见，给他一个惊讶!”果然像冯棱棱说的那样，她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叫了起来，屋里还有美术系的周欣人。现在，美术系的同学几乎都当上了导演，只有周欣人依然在干着本行，只是偶然客串一下，或者说是玩票一下，当个电视剧的导演。于是，在他干美工的时候，我们叫他“大师”，平时我们叫他“周导演”。

    见面了，大家说着以往大学里的故事，同一个故事每个人都会说出不同的版本。于是，我们一起大笑着。这是我们电影学院版的《罗生门》。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找了一家没人的小店，没有什么可点的，于是一起混着吃了小馄饨、青菜炒饭、锅贴还有一碗粉丝汤，四个人凑着一张小桌子。那个感觉就像在电影学院的食堂里，我们继续说着往事，大家继续笑得稀里哗啦，我们什么都谈，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苦恼，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朋友的故事，但是惟独没有谈的就是电影。冯棱棱有点伤心地说：“我现在是离开电影最远的人。”

    没有人接她的话，其实，我们离开电影不远吗?

    当我们不再贴着电影很近的时候，这份间离让我看见了问题也看见了真诚。那份真诚是留在沉默之中的，很多时候，最渴望的东西是不喜欢大声说出来的，你会在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面壁而思。只有那个时候，一切才是最真实的，只有在那个时候，你不用再跟自己演戏，你不用再跟自己说假话。那个时候，你问自己，电影是什么?那个答案是最准确的。

    （摘自《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月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