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沿革及流弊
汉代开始废除诸侯割据的世袭制，采用选举制。由地方官员拔出一批人才，举报人才到中央，古代的选举制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例如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做官。李氏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统一了南北朝，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顺应历史的趋势，符合百姓的愿望。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削弱门阀士族的政治垄断势力，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会治理国家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各民族统一大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1)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贵州等，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给全国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2)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不忧人才匮乏。
(3)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学习内容自学——或民办书院学习，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4)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科举制度实行了千余年，其学位称号为社会所重视，有的皇帝也羡慕科举得来的称号，隋炀帝自夸，他如参加考试也会成为第一名进士。唐朝末宣宗皇帝羡慕进士的头衔，在禁中殿柱上题“乡贡进士李某”。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成风，上下糜烂，只有科举考试制度还算比较认真。鲁迅的家族曾因为科场舞弊受牵吃了官司，鲁迅的家境从此败落下去。长期的由科举出身升入仕途的视为“正途”出身。科举之中中过进士、被选入翰林院的，更是荣耀。左宗棠后来做了大官，功业与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齐名，当时被誉为“中兴名臣”。左宗棠为人傲气十足，只中过举人，对曾国藩也不甚服气，但他没有进士头衔，皇帝给他以“赐同进士出身”。他引为终生遗憾。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从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而苦熬一生。另一方面，科举并不是绝对公平的，有人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摒弃，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明清两代用“八股文”考试，考试题目主要出自《四书》，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四书》的字句只有那样多，三年一考，几百年下来，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搭”题，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讲出有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嘲弄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 死。人言蝼 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当前人才培养方法与需求的矛盾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1978年招收的硕士生，1982年招收的博士生，现在有的成为各学科的骨干。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为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我们的工业产品量多，但缺乏领先的拳头产品。我国已成为生产钢铁的大国，但还不能算钢铁强国。我国手机产量在世界领先，但关键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仍处于弱势。文化精神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博导带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的，一年招二、三十名，三年累计同时在读的则近百人。也有的学校由一著名导师的名义招徕的博士生，然后分别交给一些青年教师分头去培养的，势必造成成绩下降。
研究生入学后，本来要求读些必读的书，三年时间内用来专心学习已经够紧张的，现在不是把充实学识放在首位，而是要求在校期间每年必须发表论文，还要发表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不照办，即无法毕业。研究生入校后，第一年大部时间用在外语上，博士生还要学第二外语，这要花费较大的精力才能过关。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间为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主要精力来向用人单位推销自己。为了在刊物上争取发表文章，难免要拉关系，找门路，有的导师用不正当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研究生。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术浮躁风，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在下滑。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的成效，优劣相差不可以道理计，有些水平低的博导给水平高的博导当学生，还未必够格。授予学位，国家有统一标准，但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却是同等的。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答辩委员中必须有外单位及外校的委员参加。有一次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有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一连问了一位应试者好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给他过不去还是给我过不去?”
也有学校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也有根本不到校上课只来拿文凭的。不少名牌大学就是这样干的。当然这类博士生拿到的文凭是真的，博士头衔名不副实。各大学招生和培养博士生标准不一，招生的一方和应试的一方各有所图，各得其所。
当前研究生培养方式面临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的混乱无序，国家应当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采取其合理部分参考、借鉴。
(1)培养研究生，学校只发给在校学习年限的及格证书，各校不再授予学位。研究生可以报“国家博士”(姑用此名)考试，一次考试不中，还可多次再试,只是在校学习的时间不能延长。
(2)各校不再设博导。大学教师按道理每一个教授都应具带博士生的能力。我们常说“与世界接轨”，外国的教授名片从来没有“博导”字样。我们的“博士生导师”称号就没有与世界接轨。
国际上“博士后”是博士生毕业后短期待业的工作站，并不是比博士更高的一级学位。不知何时“博士后”在中国变成了高于博士的一级学位。某大学有一位博士生导师，申请北京某科学院的“博士后”，他同时在“博士后”期间招收了一位博士生，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有的学校规定接收博士的导师工资待遇比不带博士生的高，于是争着当“博导”，多招多带博士生。有的导师与学生长年不见面，见了不认识，叫不出姓名。多招博士生，校方可以由上级多领经费，学校乐得多招。
外国留学生到中国读书学费收外汇，有的学校也尽量多收留学生。现在有些留学生汉语未过关，也能毕业，得学位。中国学生在外国留学，听不懂课，不能参加课堂讨论的，不可能得学位。国外也有花钱买毕业论文的，是少数学校，这另当别论。
设立“国家博士”
为了补救目前国家高级专业人才短缺。把培养博士生的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设立“国家博士”学位。这种新型专业人才要有广博的文化素养。
国家博士,要经过全国公开选拔，分初试及复试两级考试。初试不分专业(文、史、哲、经、数、理、化、工程技术)都要考政治、历史、文学、国文(含写作)、外文(含写作)。总之，考试范围应当具有现在一个高等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文化素养。初试不及格，不得参加复试。复试考包括广义的专业知识和狭义的专业知识，有的专业还要加试动手操作能力。这样资格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细竹竿型的专家。
“国家博士”为应试者敞开大门：(1)大学硕士博士资格的毕业生。(2)有专业著作的。(3)有五年工作经验证明的(包括进城打工的民工)。(4)有专家推荐的。
具有上述四项条件之一者均可报考。不受年龄、性别、民族、国籍限制。海外爱国侨胞也可以参加。一次不中，下次再考。
这样,可避免当前千军万马共挤一座独木桥，也不会一考定终身。让孩子们过上快乐的正常生活。让下一代人更能健全，更有生气。大街上再也看不见十来岁的孩子一半以上带着近视眼镜，背着十几斤重书包上学令人心疼的场面。
科技创新人才不是靠灌输训练出来的，而是靠每个人自学成长的。灌输教育堵塞了青年的思路。升学考高分，大了未必成才。有创造性的人才是自然涌现出来的，不可能批量生产，批量成才。建国五十多年了，博士生，大学教授多以万计，自然科学没有培养出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根本原因是没有给青年以自学的机会。只学了一些从老师那里、从书本上贩来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加工的锻炼。
为了给广大青少年广开求学门踟，大学数目不要再增加了，也不要再扩招了。国家财政加大普教的支持力度，办好各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馆，把办大学的钱分出一部分拨给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馆。今后博物馆或科学馆要增加物理、化学、生物、力学等实验室,设备要年年更新，使人人有机会进馆实验操作。图书馆、科学馆员不只会管理，而且具有中学学校专业辅导的能力。广开自学成才之路。把传统选才科学制度充实以现代化的新内容，应试教育没有市场。
鲁迅曾大喊“救救孩子”，我们可以补上一句“救孩子，先救救教育”。
图书馆、博物馆人人可以进：在职的、在校的、业余的、无业的都可以自由利用。科学馆的实验要取一定的成本费(如实验药品、设备损耗费、图书资料复印费等)。即使收费，总比上大学花费要少得多，使受教育的机会更趋公平合理。受教育权本来也是公民应享的权利。靠减免学杂费，贷款上学只能解救少数人一时急需，受益者毕竟有限，难以使人人机会均等。
18、19世纪，列强在全世界争资源，争土地，进入21世纪，列强争资源以外，还增加了一项掠夺的对象技术人才。智力开发可以用很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才智力都是资源，是开发不尽的智力资源。为国家培养合格优秀人才不光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增强国力的根本措施。
国家培养尖端人才，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激烈竞争的当代，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从近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学风的邪正；从大处远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国家兴衰，不可等闲视之。
科举取仕制度关系到建国、强国的大业，建国治国的人才均从此出。
古代最高级的考试称为“殿试”，皇帝亲自主持，并批准录取名单。每三年一考。每届少的时候不下两百名，多时二三百名不等。现在我国人口已达13亿，应当相应增加，但也不能过多，特别是第一、二次招考时，以200名上下为宜。
针对当前培养博士生困境，应当提高考试规格，由国家主席主持开幕典礼。我们颁发国家高级贡献的专家，有特殊成就的英雄模范时，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主持。国家考试比颁大奖更为重要，任命主考委员及监察委员，每三年一届。由于我国地大、人多，初试分别在中央直辖省市、自治区进行，复试在北京举行。
如果主管部门经过考虑，认为这种改革牵连甚广，要经过周密准备方可推行。还可以采取另一种简便易行的政策，各学校、科研机关，可自行颁发硕士、博士证书，这种证书只代表该学校或单位，不具备全国通用的资格。同有硕士、博士称号，各校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不必相同，也不可能相同。各校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声誉，他们总会尽力争取做好，不会做砸自己品牌的蠢事。政府收到“无为而治”的实效，比现在政府既承担了管理之名，而没有达预期的效果来，还是划得来的。
（摘自《任继愈谈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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