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的张毛关系
张闻天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但两人的相知却要早得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们就都已参加了中国少年学会。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同时发表了两人的入会消息，此后他们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又时有披露。因此，作为会友，他们不但互相知道，还会读到对方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毛泽东只是“少年中国”的一员，没有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和有什么出色表现，所以毛泽东本人和官方党史编纂学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国》的关系，而喜欢大讲毛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当然，在张毛关系上，真正有点影响还是1931年张闻天回国参加中央工作后(先任宣传部长列席常委会，从临时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间，两人并不相识，也无成见，但却发生了一些相互有关的事情，主要就是张闻天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曾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压制。例如张多次批评中央苏区领导的“右倾”、“狭隘经验论”，这当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不过也有批评得并不错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会上批评过去中央苏区“以AB团的问题，而形成党内恐怖”，“肃反工作成为最大的罪恶”。这也都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同年10月6日的常委会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评毛的“保守、退却”和“分散工作的观点”，还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不过由于没有成见，所以张闻天另一方面的意见又起了有利于毛泽东的作用，如反对向忠发兼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主席而促成了毛泽东出任此职。一直到进入中央苏区，张闻天才同毛泽东见面并一起工作。而他下车伊始又参与了博古提出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写文章、作报告，一时表现得异常积极。不过后来他在整风中反省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反“罗明路线”特别是反“邓、毛、谢、古”，他也主要是上纲上线写文章，照他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追查“江西小组织系统”、“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是罗迈(即李维汉)。虽然如此，这次积极参加，终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并在毛泽东心中记下一笔账，几乎讲了一辈子。
不过，平心而论，张闻天除参与反“罗明路线”外，总的看来，在苏区近两年，他同毛的关系还算不错，接触也较多，并促成了他们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关系的靠拢。张闻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干脆被调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仍为苏维埃主席)，不但工作关系密切，还比邻而居，来往频繁，不时见面。张闻天接触实际后，政策思想逐渐摆脱“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趋于激化，其中受毛泽东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对于两人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他就对人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呵。”(指开调查会等。)对两人在苏区的关系，包括张对毛生病的关心、支持共产国际不同意让毛到苏联养病等，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有较详细的回忆。如说，他们“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可是有些党史著作却喜欢强调张闻天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其实这是对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几句话的误解，属于望文生义。因为就全文的精神看，张闻天检讨的对毛不了解也没想了解，是指自己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应当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被误解的原话是：“同他(指毛)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又如另一地方谈到自己“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 (至于爬在别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等的头上‘配不配’，我当然没有想)”。这里又特意提到毛，可见上面谈的“了解”、“本领”等，都是指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并不是真的相处一年半竟“毫不了解”。当然，正如张闻天检讨长征出发前他能和毛泽东合作的原因之一时说的：“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因此可以说，张对毛确无成见，进入苏区后也没有反对过毛(他认为反对“罗明路线”不是反毛)，但却并不十分尊重，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说，在张闻天到来前，任弼时、项英等已通过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了他的党权和军权，早已使他处于半靠边站状态。这时直接压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张闻天则无直接的重大冲突，因此关系“还平常”。并且随着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两人相互了解的进一步加深，还使得后来发展到坦诚相见，相互倾诉对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并准备同他们进行斗争。没有这个基础，遵义会议是开不成的，当然也谈不上此后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泽东同张闻天的关系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只有那些受个人崇拜影响较深和不了解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党史工作者才会说“毛泽东是不记个人恩怨的”。所以毛在苏区对张闻天的态度还深受以下几点影响：第一，张闻天是批评和压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经参与批评过他，特别是反“邓毛谢古”。这是他长期耿耿于怀，有适当机会总要算账的。第二，对于张闻天这种初出茅庐，不凭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发号施令，他从心底里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对张闻天被大家看做理论家，三天两头写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这些因素即使在同张闻天合作中也难免时有显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造成张闻天后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张毛关系
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就把对博古和最高“三人团”不满完全向毛泽东做了坦白。此后，他们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相互间不但有了较深的了解(否则不会谈及如此重要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有了党内斗争的共同目标(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团”的军事路线和专断作风)。这就更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并终于形成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所谓“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的话说，就是“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长征后，两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见的相同。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从大的方面或长远讲，两人都是献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泽东在整风时说的，在反对蒋介石等问题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从当时情况或近期目标说，他们需要携手进行共同斗争，以改变李德、博古的指挥和领导，从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革命。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其他一切问题(如毛的个人恩怨和双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暂时抛开或加以搁置，而必须集中力量抓这一当务之急。主客观条件还使他们在这一革命形势和战略大转变时期必须成为主要的一对合作者。
毛泽东无疑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和反对“左”倾中央的灵魂，但却不便和很难直接出面领导这场斗争。这是因为：第一，他虽经共产国际干预在六届五中全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但却不是常委(或称书记)，而且实际上还处于无权地位；第二，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被剥夺党权军权后，他同军队的指挥关系和直接联系中断两三年，号召力已大为削弱，何况老苏区的军政干部还调换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黄克诚所说，毛在肃反问题上伤害人太多和组织路线上的偏听偏信等，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第四，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几年来批评他“右倾”、“狭隘经验论”等，也有损于他的威信。因此，毛泽东知道，要反“左”就必须首先依靠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并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张闻天。虽然他对张闻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也为了共同事业，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因为“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师哲的回忆录不确切的地方颇多，但这段描述却比较接近实际，证之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见，毛的接近和依靠张，是当时的客观需要，是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个人回忆录，把毛泽东描述成“众望所归”，说“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大半是多年以后的认识，也是延安整风为党史学定下的统一口径，有些领导同志这样写“回忆录”则是为了突出自己。其实，会后的许多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威信当时并未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而是逐渐树立起来的，其中就有张闻天的帮助。如在会理会议上，作为新上任的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他支持毛泽东、批评林彪等人，其作用是无人能代替的。
从张闻天这方面来说，在广昌战役后已同博古决裂，再经过反五次“围剿”失败和仓皇长征，他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更完全失去信心。由于性格比较孤僻和不善交际，他同苏区领导人的来往、交谈都不多，对最高“三人团”和罗迈更为不满，所以有意见就比较自然地向既无成见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泽东“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于是一拍即合。加之长征后两人都处于半靠边状态，所以就经常交谈和议论起来。张闻天虽进苏区近两年，还参加军委，经常讨论打仗，但终究是个文人，除战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认识外，对打仗的具体问题并不熟悉。因此这方面就听信毛泽东讲的，对毛也更加佩服。由于长征途中争论越来越尖锐，张闻天更进而萌发改变领导的念头，并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出于思想觉悟，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风时说的，并不是想争当总书记。事实上，遵义会议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他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还是再三推辞，拖了二十来天实在推不掉才接任。
当然，遵义会议能开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张闻天觉醒得还要早，跟人酝酿交谈的也更多，但说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却是言过其实。因为第一，他是在长征前的五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在中央的地位与邓发、凯丰等相当，其态度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第二，他因负伤，所担任的军委副主席和总政主任，在长征出发前就已分别由项英、李富春代替，遵义会议前他既无实职也无实权；第三，他从未进过中央领导核心，在军队中并无太大影响；第四，遵义会议上除博古、凯丰二人外，绝大多数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已形成共识，并不是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关键的一票”。如果一定要讲“关键的一票”，倒应该指周恩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起的作用最大。因为他做了“反报告”，为会议定下基调，又受委托起草决议，最后还当选为总书记。但实则不然。当时是最高“三人团”专政，他虽排名博古之后，却并无实权。加之一直处于行军打仗状态，军事第一，他在军中又没多大影响。周恩来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团”成员，而且实际上是中央红军的统帅，威信高，影响大，对于改变“左”倾方针和领导，真正起着关键作用。试想，如果周恩来不从“三人团”中分化出来，将会是什么情况?事实证明，他一站出来，博古、李德就没辙了。所以，陈云在所谓《传达提纲》中要特别标出他，说是“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还决定他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他“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都可看出他当时举足轻重的作用。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张闻天出任总书记后一开始就着重抓两件事。一是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他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独断专行，所以在他主持下开会较多，特别是开始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的，“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后会已减少，但重要问题仍要集体讨论决定，绝不搞一言堂。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开会，但在成为领袖前还是要求适当多开会，使他的意见有发表机会并被采纳。
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因为从长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随后他又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长征途中，先后经过沙窝会议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出任红军缩编后的陕甘支队政委。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就完全调了个个儿，由毛为周的助手变成了周为毛的助手。还应指出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1935年11月3日)，又经他提议和会议通过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最后，还是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洛川会议上(1937年8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红军中的最高统帅地位。
不但军事问题，而且在整个党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做到了珠联璧合。在他们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完成长征，把陕北变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圣地，特别是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他们合作之密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单是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有档案可查的即达286件。对他们来说，一生中两年内与人联署发电可能没有比这再多的了。毛泽东虽然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加上外交，即统战)，但有关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张闻天也总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征求和尊重他的意见。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证。这是我们前面说过了的。而且会后由毛泽东传达决议精神报告(后来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积极分子会议，也是由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主持的。
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紧密配合，还能做到放弃自己原来的不成熟意见，接受对方的正确建议，体现了领导集体内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风。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1941年就结束了。 （摘自《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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