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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1年01月01日 星期六

    缅甸共产党覆没的根由

    徐 焰 《 书摘 》( 2011年01月01日)

        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

        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两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三万军队。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们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分,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八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越境而来的中国红卫兵。

        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且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及脱产干部两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缅共领导人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 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最后只好妥协。

        20世纪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者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直接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1988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缅甸新政府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认果敢地区“自治”,彭本人也决定同无法再革命的缅共分家。彭家声宣告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亡。

        缅共中央失去栖身之地只好解散。德钦巴登顶再次被“礼送”去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干涉邻国内政,对昔日的朋友还会养老送终。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丹东、德钦巴登顶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党组织,浴血奋斗多年,还是为着国内人民摆脱贫穷压迫的理想。没想到美好的奋斗理想与可悲的结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衰败于极“左”的内部斗争,最终亡于腐败,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反思。

        一个革命政党,出于对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当初进行的革命势必会出现异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先由内部狂热的极“左”自残,造成理想破灭,接着又是腐败滋长导致组织崩溃或“易帜”。要跳出这种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仅要靠社会结构的改造,更要靠实行民主。

        (摘自《缅共兴亡始末与教训》,原文载《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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