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国经济就是靠和美国人的配合。美国人那边花钱，我们帮他们造东西。我们赚钱以后，建设基础设施，再搞点房地产，放大了需求。”(谢国忠语)这个“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模式，既是个跨国合作的双赢模式，也是个美国的消费引擎跨国驱动了中国增长的“引擎外置”、动力来自体外的模式。但必须提醒你注意的是，中国靠低技术高密集劳动出口创汇的企业，大多不是国企，而是从事加工工业的外企、民企。为什么?因为加工业难以形成垄断，只有资源、能源才便于垄断。这类加工工业，大多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什么叫食物链底端?是指最终价格的约85％归主导了技术、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的外企，加工费这个环节才占最终价格的约15％。譬如市场卖199美元的iPod音乐播放器，加工企业只赚取到4美元。
只赚到约15％加工费，意味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出口产品中包含着外企的产品，出口价值中包含着“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的价值。可以判定，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中国制造，其中非中国制造的含量越高。也就是说，中国制造是早已“拼盘化”、“夹层汉堡化”的跨国公司产品，国内制造了上下两层面包片，中间的肉饼或奶酪片来自外企。事实上，中国每出口100万美元产品。就要进口50万美元的核心材料。人家靠智力拿大头，我们出苦力拿小头。这个二八分成的夹层汉堡产品，既表明低技术产品收益低，更表明“中国制造”实际上是“跨国制造”，收益不为中国独享，但其中低成本归功中国。澄清中国制造是跨国制造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澄清了这个真相，才能接着澄清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出口美国的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货值完全出自中国，其余那约50％～75％的货值，其实不属中国。
说成本是为了说增长。到底什么是经济增长?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4个引擎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或把增长归结为3个要素：制度、投入和技术进步。然而索洛分析了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劳动产出的80％源于技术进步。不是说有几个引擎吗?怎么主要引擎只有1个?索洛的经济核算法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意即劳动、资源和资本这其他3个要素，都已转化为科技要素。解释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理论，有“内生增长理论”，有“人力资本积累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佐证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我们还是听听经济学家怎么说吧：“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罗斯托语)
经济增长越来越仰赖技术，其实质到底是什么?你不难看出，其实质是技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与资源、制度、资本、劳动等要素相比，技术突破最快，靠技术革新大幅降低成本的神奇故事，天天都在传说，而其他几个要素的功力，则相形见绌。但强调技术决定增长。会让你误以为是“手工磨产生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汽机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社会”，其实不是。技术决定增长，还是指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创造和普及新技术，而不是新技术创造了市场经济制度。弄清了这个因果逻辑，你才能理解“在技术因素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创新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诺斯语)。
你知道，微电子产品的容积、速度或性能大概每18～24个月就提升一倍，而售价并未提高。这是摩尔告诉我们的一个定律：通过缩减芯片上导体线的宽度，给一定大小的硅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1年半到2年就翻一番。成本不增但性能增了两倍，售价不变或者降低。总之，我们已知的是，机械化、电气化带来了低成本的工业化、城市化、职业化，普及了便利的生活方式。微电子的低成本扩散了信息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均值化——取款机、手机、电脑网络普及为大众消费，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
市场竞争扩散了新技术，带动了增长。这些增长，全都最大限度地惠及了全社会：早先的奢侈品变得稀松平常，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必需品。1992年下海，看到海南的“大款”亲自开车，下车时手握半块砖很是凶猛，我也一心想弄那种“大哥大”握握。结果花了6.5万，还要配BP机才能用。怎么一回事?原来那砖头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谁“拷”（call）我，我才抡起砖打他——部队也很会赚钱，那个功能减半的砖头，就是广州军区卖的。今天街头拾荒人用的手机，也比那砖头功能强大而又小巧便捷了。价格呢?价格比当年的BP机还便宜。为什么低成本增长能带来福利的普及?因为价格竞争能调动起充足的消费需求，也反过来促成了企业持续赢利。“中国制造”在西方市场上取胜，靠的就是低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就是低成本竞争力的奇迹。
然而墙内开花似乎只香了墙外，我们富于竞争力的取胜之道，在国内市场上并未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国内大行其道的不是低成本竞争，而是垄断。我们国内的企业，缺乏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企，更缺乏降低成本的驱动力。我们常见的是高成本基础上的高增长，是隐性通胀伴随的高增长，是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双双攀升，支出与收入比肩试高的增长，也是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失衡增长。这里所说的二元化不是指城乡二元，而是指国有与非国有、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自由交易价格与强迫交易价格、财政供养与供养财政的二元。
谁都能看出，这二元在资源配置地位和市场待遇上，有主有次、有强有弱、有亲有疏、有薄有厚、有肥有瘦。这二元形成的市场化生存与超市场生存的两类生存方式，造成了国内有两种活法的两种人。哪两种活法的两种人?供养别人的，靠别人供养的!难道这不是个最大的二元失衡吗?不惜当掏粪工也要争得事业编制身份，也要挤进财政供养体制的例子，即便不能佐证就业者在逃避市场化生存，起码也能表明他们在寻求超市场生存。“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俗语，仍可拿来注解学者所谓“屁股决定钱包”即身份决定收入的分配不公。高收入、高保障的超市场生存与低收入、低保障的市场化生存这两种活法，与其说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是变革胶着于半市场状态的标识，不如说是权力资本的产物，是市场化变革已经败于权力身份社会的标识。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失衡了。这个被诟病为“国富民穷”的失衡，是由超常的财税赋敛造成的。自1995年以降，国民收入持续向政府倾斜。财政税收一直以超过GDP、超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经济多年来年均增长约8.9％，而政府税收却连续19年平均增长20％以上，这是不是超常分配?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万亿，2009年即翻6倍超6.5万亿。这短短9年间，收入翻6倍的居民有多少人?央行的数据显示：“政府存款”从10年前的1785亿元陡升至2008年的16963亿元，猛增了近十倍！19年来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卖地收入以及国企的年度未分配利润，政府预算收入已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强势挤占之下，居民收入与消费所占比重的下滑还奇怪吗?
总之，我们熟悉的增长不是随效率提高而相对降低的物价，反倒是低效率与不公平推高了相对价格，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强迫交易盛行着高价。我们似乎习惯了经济增长就是价格高涨，就是币值缩水带来的购买力缩水。不但国内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比例越降越低，薪酬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也越降越低。说到底，我们熟悉的增长不是公平竞争下的优胜劣汰，而是我简称的“三国演义”：“(1)国有垄断企业比重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靠垄断价格获益过多； (2)国有投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不够，导致价格与要素配置失灵，持续转移国民财富；(3)国有行政、事业体系缺乏法治约束，效率低下，浪费财政资源，加剧贫富分化。”(莫之许语)直白些说吧，因效率低下浪费了资源的国企，连同并不生产财富的行政事业体系，超额分配了国民收入，切去了财富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市场化生存群体，分得的往往只是辛苦钱。其实，大块蛋糕被近水楼台的操刀人先得，并不是个崭新切分法，计划管制时代30年一贯制，一直就沿用这么个切分法。这种切分法，经济学术语叫做资源错配。当下仍旧错配，不过是由于制度改革滞后于市场利益格局变化，变得令人备感不公罢了。这种财富转移与资源错配，也即现行体制存在的不公平和低效率，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布坎南语)。
经过“有进有退”地“抓大放小”，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当然，它们大都有着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外表，但深究下来不难发现，它们仍是以行政、事业管理机关为母系统的子系统，享有国有金融、投资机构的近亲哺乳，经理人是准官员，是统一调派的“统管干部”，甚至由组织部任免，潜规则是“内部人控制”，底层员工的薪酬偏低。2009年放出的近十万亿贷款中，80％以上为国企获得，他们吃了偏饭。国企中一些球员身兼裁判，也即兼有行业管理职能的烟草、食盐企业等，不能不成为专权食租的官商变体。
垄断国企，有点像仿真企业。其经营运作降低了市场透明度与公平竞争，挤压了非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连累市场规则也成了近似值，连累中国的不完全市场像个仿真体似的。垄断是自由的天敌，是对公平竞争的拒绝。“国进民退”的说法。说到底，是对于垄断颠覆了市场规则的不满。毋庸讳言，正是所谓的“三国演义”，主演了近年来的泡沫 “奇迹”，同时扮演了低成本的终结者角色。为什么?因为这类“维持生计部门或生存部门”，也即扼住民生基础消费咽喉的部门，推动我们迈过了“刘易斯拐点”，也即迈过了低成本增长的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终结的拐点，也即剩余劳动供给已枯竭的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含义是现行工资不变，求职者也会过剩。而剩余劳动供给的枯竭，是指 “只有工资率上升才能从农业中抽取劳动”(刘易斯语)。民营出口加工业眼下所遭遇的两头挤压，就是例证：一头，是国际市场不景气下订单缩减，另一头，却是民工荒以变相罢工的方式提高了工资。为什么失业严重却无法压低工资?因为民生基础消费持续通胀，提高了工资率。对此，你会说涨工资好哇，过低的工资早就该涨了，也对。但问题是，被国企这类“维持生计部门或生存部门”的成本抬升起来的工资，扣除“维持生存必需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并且是不能替代的”必需支出后，净收入并未有实质性增加，也即边际消费并未递减，而农民工常说的“净剩”、“干落”，才是他们洗脚上田、离乡背井的动机。为什么必需消费品只涨不跌?因为“维持生计部门或生存部门”的国企缺乏低成本竞争的机制，只能把国企的成本转嫁给大众。大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消费，不得不接受的实质上是强迫交易。
（摘自《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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