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浙江发生了一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污染事件”。根据中纪委领导的指示，浙江省委责成省委宣传部组成调查组，就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这就是当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杨树标事件”。
全国清除精神污染大案
王刚在《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6期刊载《50年曲折〈民国史〉》一文记述了“杨树标事件”：“……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者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的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1930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但就是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4年初，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给了中央。后者还专门派了调查组。
“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授课的时候散布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在授课时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省纪委也认为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有翻案之嫌。”
1984年春，《杭州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木易”的文章，文章对杭州大学历史系教师杨树标在爱国主义讲座中讲到的“两个半”问题提出批评。
“两个半”是杨树标报告和讲座中多次引述的一件轶事：1933年，冯雪峰在与毛泽东谈天时说到，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解放后，冯雪峰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件轶事。
杨树标的这段引述随后便在学术圈内乃至坊间流传开来，越传越广，到后来传播成“杭州大学历史系一位老师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国情，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
开始，杨树标对这种误传不以为意，斥为“瞎传”！但没想到这个“瞎传”竟传得全国都知道，连他北京的朋友都打电话向他核实。当越来越多的熟人向他求证此事，曾以一笑了之的杨树标终于笑不起来，笑不出来了。怎么回事？传言竟会有这么大的功效，竟传得面目全非了，这可真是众口铄金啊！
终于，这件事被捅到报纸上去了，问题更严重了！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杨树标对此事进行了回顾。
木易在报纸上对“两个半”的说法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个历史系老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蒋介石能与毛主席比？是蒋介石了解中国国情还是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如果说蒋介石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国情，他怎么会被毛泽东打败的？文章说，这位在省内颇有名气的历史老师，在一次次讲课中、讲座中反复讲这段话，这难道不是哗众取宠吗？他把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把共产党放在什么位置？在他眼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高明得多，国民党要比共产党伟大得多，这是什么立场？这是美化国民党，美化蒋介石，贬低毛泽东，贬低共产党的。
一个只要查证就可搞清的问题，经“木易”这么一上纲上线，完全成了政治问题了！
紧接着，浙江省一位领导在几次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杨树标的错误言论。更有人将此定性为全国精神污染大案。
《杭州日报》的批评文章还只是一个序幕，一场风暴正悄然向他袭来。
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你的立场呢？
不久后的一天，浙江省纪委的一位处长到杭州大学找杨树标调查此事。
杨树标回忆道：当时整理我错误材料的人水平比较低，连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却就对我的问题妄下定论。那位处长问我：你有没有说过，“国民党曾经是一个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我说没错，我说过，怎么啦，这句话有错吗？
你的话还没有错？你的立场呢？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
我说我的立场非常正确，国民党当然是有历史传统的，国民党的创始人是孙中山，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呢！
什么？你说什么？毛主席是国民党员？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处长恼火地同时又吃惊地责问。
说实在我当时很恼火，这样的水平，也要与我对话！我也是很厉害的，我当时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点知识只是连环画的水平，你不配和我对话，说老实话，你给我当学生都不配！
我的话很伤了那位处长的自尊心，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事后想想实在也不能怪这位处长。他也是杭州大学毕业的，但他学的是自然科学，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当然无法通晓社会科学知识。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出的问题，却要由一位连社会科学基本常识也不具备的官员来判断是非，要让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言论下结论，这也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处长问我：你有没有说过，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
我说我说过。
难道毛泽东还比不上蒋介石更了解中国国情？处长开始咄咄逼人。
我说：你们能不能不断章取义？能不能把前后文连贯起来读？怎么能孤零零把中间一句话摘出来，掐头去尾把其他的全去掉呢？那句话是我说的，我每次讲课或做讲座都讲得清清楚楚，只要不是恶意歪曲，只要把上下文连起来，问题就一清二楚了，我每次都特别交代：这句话是日本人说的，你们要查出处吗？你们可以去找冯雪峰，他了解整个情况——当然你们已经找不到冯雪峰了，他死了。你们也可以到报纸上找，这篇文章是冯雪峰写的，就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哪一天的《人民日报》？显然，我的这句话使处长大受震动，他吃惊了。
我说哪一天我得查一下，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当时，这位处长真是声色俱厉啊！我当时也很恼火。一天到晚在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一个处长在大学老师面前就可以这样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声色俱厉？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也要让处长看看一个大学老师不是白当的。我就开始给他上课，我说，我是吃这碗饭的，我怎么会说毛泽东是半个懂得中国国情的人呢，谁都知道，是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蒋介石才是半个人。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是懂得中国国情的！
那次核实过程，整个对话气氛很不和谐，好多次都是剑拔弩张，很对立，处长受到我的奚落和挖苦，很失面子，脸色一直是阴沉沉的。
杨树标学童出身，入党很早，当时他的党龄就已快三十年了，他是在新中国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对共产党一直是忠心耿耿，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由衷的拥护。他主动承担了爱国主义教育辅导报告这一任务，几乎无偿地讲了一百多场，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能承担这样繁重的任务去无私奉献的。可是他一腔热情为党和国家奉献，结果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事而被横加指责，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笔抹杀了他的所有成绩，他感到非常委屈和不平。
中央领导批示后，杨树标事件被列为全国清除精神污染大案。为调查杨树标的错误言论，浙江省委组成专门的调查组进驻杭州大学进行调查，调查组组长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雷云。
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雷云曾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受过二十多年的磨难，他是一个个性正直、作风正派的干部，又是一个学养丰厚、学风严谨的学者。他带领调查组进驻杭州大学，接着召开了一个个座谈会，广泛听取杭州大学领导、历史系领导和有关教师对杨树标的反映；同时，他把杨树标讲座的录音和其他有关材料调出来，整理成文细加研究，对省纪委整理的杨树标二十多条“错误言论”逐条进行核实。
调查证实，杨树标当时承担了爱国主义教育辅导报告的任务，他在浙江省内做了一百多场讲座，在机关、学校、工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讲座效果很好，气氛热烈，很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有的讲座都是尽义务的，几乎没有任何报酬。尽管没有报酬，杨树标还是很积极，认真准备。那时候没有小车，杨树标去做讲座都是自己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有一次，他赶到南星桥给一个工厂的工人做辅导报告，途中公交车坏了，那时还很少有出租车，为了赶时间，他跳下车就跑。当他满头大汗赶到会场时，听众已全部到齐了。这些细节很使雷云感动。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学者会故意损害党的形象吗？
调查组在做了大量外围调查工作后，又找杨树标面对面沟通。这次沟通没有声色俱厉，没有居高临下，对话是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作为学者，杨树标非常认同这样的对话。一旦认同了对方，双方的沟通就变得很容易。因此，他对调查组提出的问题心平气和地做了回答。
杨树标承认，他在讲课中不是没有错误，不是没有出轨的地方。他是一个性情中人，面对广大听众，他需要营造适合听众听讲的氛围，演讲到一定程度时，激情上来了，语言如决堤的江水，刹不住了。有时为了达到良好的演讲效果，他连顾忌也忘了，有些能在私下里讲的、在小范围讲的而不便在公开场合讲的出格的话，也就刹不住讲出去了。虽然此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言论已放松多了，但左的思想仍很有市场，左的意识还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具有左的意识的许多人还处在领导岗位上，宁左毋右还是许多人认定的不犯错误的圭臬至宝。因此，当杨树标的讲话不能百分之百正确，当他的言论出格时，他的尾巴就被人抓住了。
经过了先后近一个月的调查，事情完全搞清楚了，调查组将调查的结果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组再次约请杨树标见面，将调查报告的结论与杨树标见面。
调查报告称：
我们认为对杨的讲课、报告，很有必要作一个总的基本的估价。我们分析研究了杨树标1982年6月在杭州橡胶厂的讲话录音稿（这是我们手头唯一的一份比较完整的原始材料），发现他讲课的基调是宣传了爱国主义，引用了大量史料，又能联系群众思想实际，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和较丰富的知识，并且语言生动活泼，易为一般工人所接受。因此，主流是好的。当然，讲课中也有一些不准确、不科学、信口开河的东西，乃至出现某些错误，对此，必须给以严肃的然而是善意的批评，使其引以为戒，接受教训，不再重犯。我们认为，对于一篇文章，一堂课，一个报告，首先要看它的基本倾向是什么，如果基本倾向是好的，那就要给以肯定和鼓励，然在这个基础上指出其缺点和错误。杨树标的讲课和报告，就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杨树标同志的讲课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他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治学态度问题，宣传纪律问题。
读罢这个报告，杨树标很感动。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全国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调查组能把报告写成这样，给出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如此宽松的结论，太不容易了！
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雷云代表调查组的汇报，陈法文副书记当场表态：“同意调查组的意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就此结束！”
至此，沸沸扬扬波及全国的“杨树标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对杨树标来说，这次调查结论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省委对杨树标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不久，杭州大学领导就找他谈话，他被任命为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88年又升任校长助理。90年代，他担任了学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后，他回到历史系又当了6年系主任，还兼任教育部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89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蒋介石传》，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此书一问世，马上洛阳纸贵，出版社连印了11次，共计发行31万册。此书的出版不但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且为我国的统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台湾对此书高度重视，陈立夫读罢此书深为感动，忍不住给杨树标写信，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台湾的阳明山蒋介石纪念堂专门将此书收藏，直到现在还摆在纪念堂里。
(摘自《仰望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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