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九号院门口经过。我情不自禁地注目而视：厚重端庄的大门依旧，“清代礼王府”的大理石门牌依旧。门侧，警卫战士荷枪而立，这些哨位不知迎送了多少次新老兵交替，但看上去仍然感到亲切熟悉。二十余年过去，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门比较，风貌居然一如当初。但是，我知道，这个深邃神秘的院落而今物是人非。当年，这里曾经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现在，它已经从农村研究者的视线里消失了。
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
这是一个宏大而古朴的院落，是清代的礼亲王王府。据说，明代这里也是一个王府，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师入京之初，并没有直接住进紫禁城，而是先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天。王府内有六七个规模不等的小院落，这些小院落基本上都是四合院，有的甚至是两三进的四合院。现在，从功能分配上大院大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区主要是两个部门办公用，其中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北区主要是住户，三个大的院落里分别居住了三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当时卸任不久的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另有两个院比较小，主要用于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们办公，分别称一号院和二号院。一般工作人员都在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里办公，通常被称为小灰楼。报到后我被分配在秘书处，办公就在小灰楼第二层中段。后来我做秘书的时候，先后在一号院和二号院办公。
这年夏天，大院这边忙乎的主要事情，是准备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此前的早春，中央刚刚发出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成为著名的“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的第一个。正在准备的这个文件后来成为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
在我的印象里，讨论第二个一号文件的会议开得很红火。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二十天。讨论非常热烈，但是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讨论是否允许家庭承包那样尖锐，所以气氛并不紧张压抑。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改革初期的农村现实呼唤出来的，迫切需要解决。地是承包到户了，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业机具，如拖拉机之类，问题需要回答；农民在种地之余，可不可以搞倒买倒卖的长途贩运，也需要回答；雇工已经出现，但政策是否允许，也必须回应。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上面没有部署，政策没有松动，基层很难施展发挥。比如，私人买拖拉机问题，如果中央没有统一的政策允许购买，即便是农户要买，也没有办法买到，首先是国家的工厂就不卖给私人。九号院里的会议，九号院派出的调查人员，许多都是以此为议题。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当时的几位中央最高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这些最高层批示表态，是政策文件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了三个一号文件。这几个文件的突出贡献是及时地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地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不仅限于政策研究。当时，九号院整合了全国的农村和农业研究力量，把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那些年里，经常出入九号院的还有大量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来自北京，也有许多来自地方。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这个中心的名义，有一笔数量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调动了各种学术力量为政策研究服务。不仅如此，这个中心还开展了许多国际交流合作。当时，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到中国来，九号院里的领导利用这些机会听取吸收外方学者的意见。通过九号院的安排，这些西方学者有的还与国务院领导会见讨论。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最末一年，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撤消。机构变动发生在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以我个人的体察认识，在机构撤消之前，九号院的影响力就开始有所衰弱，大概开始在第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时候。标志约略有三，首先是80年代中期那年的粮食大减产，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一些质疑，甚至出现了激烈批评；其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那时人们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政策精神有些含糊。在第五个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发出了农村工作文件，这个文件是当年的五号文件。这个时候粮食产量还在徘徊，农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九号院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机构撤消一年后，又是夏天，近二百工作人员被陆续分配到五个相关部门，人们不无悲凉地各奔西东。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划归另外单位的部分人员还在这里办公，我和部分同事还在这个院落。但是，对于农村研究来说，九号院风光不再。1998年秋，新单位整体迁入新址办公，我们与这个院落从此作别。今天，我是作为一个路人从门前匆匆而过。
许多人知道，九号院里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智库，因为五个成功的一号文件而辉煌。现在，诸多智库仍在，各类文件更多，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当我把目光从九号院转移到广袤的中国农村，透视20年来的发展变革，依稀看到，“文件”时代已经晚景凄凉。在基层，许多领导讲话，上级怎么讲，下级怎么讲，村支部书记讲话如同《人民日报》社论，讲话完了往往烟消云散；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许多规定要求，左一个文件强调右一个文件强调，说了一年又一年，但是问题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就文件本身来说，现在的文件立意不可谓不高，思路不可谓不深，方向不可谓不清，其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当年，但问题在于往往无效。过去的文件发挥作用，很重要的是借助了大一统的体制力量，上边怎么指示，下边基本上怎么贯彻。现在，体制已经不再大一统。体制外部，民间力量多姿多彩而且蒸蒸日上，各种利益主体在千方百计表达权利主张；体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各有诉求，各有表达手段，虽然无人公开藐视体制的权威，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却是各怀心思，各展拳脚。体制的这种新变局，用美国政治学家澳森波格对中国的观察，叫做“碎片化的权威体制”。改革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力”，也成为各种体制力量之间的“较力”。如同一个棋局，过去基本上有一种力量在指挥全盘，现在，虽然这种力量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去指挥一切的力量其实只成为多种力量的一方。于是，虽然指挥号令还在发，但是，运作逻辑已经不同，变成了一种“对局”，时髦的说法叫“博弈”。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发文件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执行，甚至从思想上就反对这个文件的精神。文件的形成可能是体现了高层的精神，但是，文件的执行则各有各的精神。我在基层调查，有乡镇党委书记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改革历程昭示，创造辉煌的真正动力是农民，因为问题由他们提出，发展由他们创造，高层所做的，往往只是顺应和追随的工作。
众“老” 云集
几乎整个1980年代，九号院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中枢之地。西皇城根下，这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性的院落，曾经聚集了一些高层政治人物。我初出校门便进入其中，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印象深刻的，不仅有政策过程中的诸多往事，还有一些“老”者。这是一些革命资历比较深的人，通常，我们称呼为某“老”。从这些“老”身上，或许可以捕捉中国政治的沧桑流变，品味改革年代的风云激荡，甚至还有更多领悟。
九号院里“老”很多。于我来说，第一个见到的是张老，名平化。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高级干部。第一次见面就在他的办公室。1982年盛夏，他召集了五六个新进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座谈农村情况。张老是湖南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后跟随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建国后，长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曾在他的麾下任湘潭地委书记。1977年7月，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据说是因为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中出了问题，1978年末离开中央宣传部，胡耀邦接了他的位置。1978年11月30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释说：“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公开表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1979年，他来到九号院，职务是国家农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初次见面的最深印象，是他的“领袖”风度。当时他75岁，讲话声如洪钟，言简意丰，非常有气势。因为第一次见这样的高级干部，我兴奋而紧张，至今不记得都向他汇报了些什么。几天后去给他送文件，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居所。他住在民族宫后面的一个四合院里。这个院子是“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位时住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四合院，也是第一次走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住所。走进那样的地方，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历史风云的循环往复，感慨政治人物的命运莫测。
经常见到的还有一位张老，名秀山。这位张老的经历更加跌宕起伏。他是陕北人，1929年参加中共，与刘志丹、高岗等一起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国初期，高岗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他是东北局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高饶”事件发生后，他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成员，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被撤销职务，从行政4级降为8级，安排在辽宁盘山县一个农场当副场长。1978年末，他到新组建的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进了九号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以后，他经常到单位来。退到二线以后，他除了开会基本不到单位，花大量时间在家里写回忆录，全部是自己手写。写好后叫孙秘书拿到单位的文印室打印，我有时也帮助校对。关于“高饶事件”，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高岗在东北局的工作并没有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执行的是党中央的路线，在干部任用上执行的也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不存在宗派集团。张老最不能理解的是对他的处分。整个处分过程没有具体事实、没有组织审查、没有组织谈话，也没有听本人申述。这个处分报告只有五六句话，说他“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1978年重新安排工作时，他提出1954年的处分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先抓工作，以前的问题以后再说。”晚年，他一直在“请求组织上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得到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结论”，并说是“对党最后的、也是惟一的要求”。我是在文革中读的小学中学，关于党史的知识都是接受的标准说法。那时，张老的这些回忆讲述，给我的冲击很大，朦胧地感到党史问题复杂纷纭，党内斗争的是非曲直难以辩说。
九号院里还有一“老”，那就是华国锋。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华国锋继承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一段时间还兼任国务院总理。当时，他被称颂为“英明领袖”，他的照片是和毛主席像并排挂在教室里。刚进九号院上班，马上就有同事告诉我：“华国锋就住在这个院里。”他的家就在这里，门口另有单独的岗哨。我没有进过他的家，但是经常会看到他在院子里散步。据我所知，我们在这里办公十几年，周围的同事和我都没有同他讲过话，偶尔会与他的护士和警卫员说话。如果我们向他致意问好，他通常只是微笑或点头示意，并不说话。但是，他比较喜欢与院子里的小孩子搭话，我很多次看到他与在院子里玩耍的孩童说话。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随我到单位在院子里玩，恰好华老出来散步，竟与我儿子攀谈起来，问上哪个幼儿园、家住什么地方。他不与我们这些人对话，也许是一种刻意。他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在海棠树前驻足片刻，然后继续在院子里默默地走路，视周围过往人员若无物，神情落寞深邃。刚进九号院，最初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好奇，但是十几年下来，不时会看到他，就会另有感受。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看见他在院子里走过，不禁琢磨：他在想什么呢?关于他执掌中国的那几年，关于他在中国政坛最高层的浮沉，他有什么感悟和思考，难道他不想对世人说点什么吗?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一次次看到他在院里散步，甚至擦肩而过，我总是出现这样的困惑。
九号院里的农村工作机构，在1979年初成立的时候，是由当时的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兼任主任，1980年初万里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改由万里兼任主任。说到九号院里的诸多“老”者，还必须说到杜老，名润生。杜老是当时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我们的单位领导。与其他一些老不同，他是一线领导，我们通常不称“杜老”，而是称杜主任，也有年轻人直接称为“老杜”。杜老在新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值得专门研究。还有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曾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曾任吉林省长的张根生，还有50年代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反对大跃进而被打为反党集团分子的杨珏，等等。每个人几乎都有不寻常的经历。
（原载《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9期、2010年第8期，本刊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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