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穴，豫北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
说它不起眼，在于它的规模与建筑没有特别之处。该村现今人口不足三千，百十间瓦房，聚集在一起，略显得有些杂乱。村中的小路，狭窄而泥泞。这样的村庄，在豫北地区几乎到处都是。
西高穴三个字，似乎隐藏着某种秘密。西，自然指方位，但“高穴”是什么呢?没有人能作出合理解释，于是留下一个谜。
西高穴村位于河南安阳市区西北16公里处，行政上隶属安阳县安丰乡。该村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当地人往往以“依水临峰”来描述周边环境。自豪之情，洋溢于言辞之间。
西高穴村出现于何时?史书无载。
散落分布的邻村以及村与村之间延绵的田畴，却不时揭开他们荣光的过去。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拣块秦砖汉瓦、拾枚古钱残贝，早就习以为常。
20世纪70年代，西高穴村办了一家窑厂烧砖，但砖的价格始终卖不上去。据说是因为烧砖的土中瓦渣、瓷片太多。
西高穴的邻村渔洋，有一位叫龙振山的村民，喜欢收集古董，被人称做“土博士”。
龙振山的收藏与众不同，只着眼于自己村庄附近的田间地头。长年以来，他不仅收集铜器、瓷器、卜骨，也拾回大量历朝历代的陶片。他的收藏已达三千余件。他并在自家院中建了一个展览室，来客可免费参观。考古学家曾经拜访龙振山，惊讶地发现他的藏品涵盖了从中国史前时期至明清两朝所有不同时期，足以说明他所在的渔洋村是一座“至少6000年没有间断”的古村。
龙振山的收藏中，有一枚铜质的门钉，外观简洁大气，让人一看就不禁联想起北京紫禁城內的大红朱门。见过此枚门钉的考古学家，都断定这枚门钉是规格很高的建筑物残留下来的，年代应属东汉，至少也是魏晋时期。
既然与渔洋相邻，西高穴一带深厚的历史背景可想而知。
西高穴村不仅与渔洋相邻，村北先前还有古刹一处，名槐荫寺，据说东汉就已存在。该村南尚有无名冢数座，当地人说已历经千余年的沧桑。
北宋名相韩琦曾写下“西山遗冢累累在，衰草寒烟几度秋”的诗句。
西高穴村往北跨过漳河，有当年曹操练兵的“讲武城”。由此再往北去，便是著名的北朝墓群。自西高穴村东行30里，还有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遗址。邺城与西高穴村之间，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千年古路，文献中称为“车马大道”。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支考古队曾发现过这条大道的路基，证实它与今天的107国道基本平行。“车马大道”两侧，同样古迹众多。
身处古迹包围的西高穴村，自己的历史根脉又在哪里呢?一次偶然的事件，泄露了西高穴村的秘密。
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取土烧砖，无意间发现一块略呈方形的青石，石上刻有文字。
此事传到渔洋村的土博士龙振山耳中，龙振山赶忙找到这位村民。看过青石后，龙振山大吃一惊：这不是一方“墓志”吗?
墓志是古人死后的特殊随葬品。它的作用是追记死者生平，因而成为考古学家探究死者身份最重要的物证。
龙振山先做了一张拓片，同时建议徐玉超将这方墓志交给文物部门。徐玉超接受劝告。随后二人携带着墓志来到安阳市，找到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安阳市文化局长党项魁和市文物工作队长孟宪武。
党项魁和孟宪武热情接待了龙振山。
这方墓志宽31.5厘米，高20.7厘米，厚4.5厘米，上刻14行126字。全文如下：
趙建武十一年， 大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駙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上黨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墓志的文字并不深奥，加上些许历史背景知识，便可读懂它的主要内容。
墓志中的“赵”，指中国历史上的“后赵”，是古代少数民族羯族建立的政权。存在时间很短暂。公元319年建国，公元351年便被另一个短命王朝冉魏(350—352)所灭。
墓志的主人叫鲁潜。生前做过后赵的“大仆卿驸马都尉”，属朝廷重臣。他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享年75岁。因墓葬主人是鲁潜，便称鲁潜墓志。
鲁潜墓志部分解答了西高穴村的身世之谜。墓志提到“高决桥”。古代“高决”与“高穴”通。高穴这个地名至迟在后赵时期已经存在。
然而鲁潜墓志最不寻常的之处，在于它提到了魏武帝。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武帝就是曹操。
鲁潜墓志所言“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无意间泄露了曹操陵墓的位置：即从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往西四十三步，再往北二百五十步即可到达鲁潜墓的明堂。
四十三步是多远?二百五十步又是多远?
按西晋前后的度量衡，一步为5尺，而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4.5厘米。四十三步，即大概52.67米。二百五十步，大概三百余米。
曹操墓就在鲁潜墓明堂东南三百余米的范围内。
党项魁、孟宪武看过墓志，感到事关重大，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一位博士前来研究。这位博士读过墓志，也认为其所言魏武帝陵很可能就是曹操高陵。
出于慎重，他们一起专程赶往鲁潜墓志发现地勘查。可惜现场早已被破坏，墓志发现地点由于烧砖取土，变成了一个深近十米，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巨型土坑，要想找到鲁潜墓的确切位置已无可能。龙振山告诉他们，1992年砖厂取土时，曾发现多座古墓。这些古墓都有一定规模，不像是平民百姓的墓葬。其中一座古墓距鲁潜墓志出土地只有8米左右，可能被盗过，只保存了死者骨殖及数枚“桥形饰”和数枚铜钱。龙振山猜测这里原来可能是后赵时期的一处墓葬群，鲁潜墓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鲁潜墓本身没了着落，但并不妨碍墓志内容的价值。读过墓志文字的人不希望事情就此没了下文，便极力怂恿龙振山将墓志内容在考古学界公布出来。龙振山很快以手中的拓片为基础，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写成了一份简报送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华夏考古》。这篇文章，龙振山改了又改。2003年，终于在《华夏考古》刊登出来。鲁潜墓志从此为考古学界更多的人所知。
龙振山在简报中，根据鲁潜墓志所提供的位置，直接做了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南的推论。
既然掌握了曹操墓的位置，为什么安阳市文物部门不启动发掘申报程序呢?
这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 “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一方针，被业內称为“十六字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是：帝王陵墓原则不得发掘。
2003年有关鲁潜墓志的文章在《华夏考古》发表后，考古界业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主动提出过勘查和发掘曹操墓。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考古学界的自律却不能挡住不法分子的贪婪。
没有多久，盗墓贼盯上了西高穴。
疯狂的盗墓行为，将这座“疑似曹操墓”的发掘“逼”上了日程。
（摘自《曹操墓真相》，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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