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场伟大的变革，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回顾起来，有两个事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准备。
第一件事件非常不幸，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在和平年代里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当然极其严重，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政策界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有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回头看，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准备了经验。
第二件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种民间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也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聚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以及广东62个市县。这是当年很大的一件事件。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件也埋下了未来中国开放的契机。
这两件事件对后来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对灾难性事件的自发反应，不足以直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被逼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势好一点，还可能又被改回去。这就是过去人们讲的：吃饱了饭，又要瞎折腾。事实上，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我国经济政策还是日子好过了就继续向“左”，比如靠政治运动促生产、“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重犯害死人的老毛病。
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还要数1978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邓小平当时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达到这个层面，人们才会去想，中国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讲到底，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本本，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选错了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要调整。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的逻辑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须改。回头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没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谈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对刚才讲到的那两件历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时间内席卷全国，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认。其实，根据杜润生老先生的回忆，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0年就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虽然农民和许多基层干部对用什么办法可以多打粮、少挨饿，早就是明明白白的。包产到户得到了合法承认，就意味着在传统的全盘公有的体制里，清楚划出一条农户私人权利的界线。这样，经由一个承包合约，中国正式开始重建私人产权。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本本”上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起步的。
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历史记载，1977年宝安县又一次大规模聚集了逃港人口。当时广东的主政者前去调查，知道很多逃港农民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房子。为什么到香港有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扩大经济自由：农民不但务农，也可以打工，并开放市场，活跃生意。那时深圳靠香港边境有一个罗芳村，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就是这边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只是对面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这边高出100倍!这样就逼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门打开，在内地划出一块地方，让香港企业到内地来开办——使这边的农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提高收入?广东第一线提出这个构想，汇报到北京，邓小平赞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包产到户、自留地、农民小自由，逃港事件，“利用香港、发展内地”，等等，历史上本来多次发生，但是，倘若政治思想路线不对头，那些来自第一线的探索，顶多就是局部之策、权宜之计，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被逼出来的，但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就成为更主动、更系统的变革过程，成为“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摘自《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定价：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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