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的饥饿人口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美国国内经历“饥饿状态”的人口为351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2%)，其中2270万人是成年人(占全部人口的10.45%)，1240万人是儿童。
被定义为“饥饿人口”的这些人都有以下明显的特征：一、饥饿人口中的60%都是由单身母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二、有子女家庭的饥饿人口数是没有子女家庭的饥饿人口数的2倍；三、拉美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所占比例较高；四、家庭年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另外，这些人中仅有39%的人有工作。
始于1974年的联邦政府住宅活动项目“住房计划”能够为部分贫困家庭提供一定的住房，而且租金低于标准的住宅，租房者所支付的租金不超过其家庭收入的30%，超过的部分则由国家负担。该项目的援助对象是低收入家庭、有62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以及残疾人家庭。
在纽约，像这样的“住房计划”公共住宅有345处、2698栋，现在共有175000个家庭约四十二万人生活在其中。在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的800万人口中，每9人当中就有1人住在“住房计划”提供的住宅中。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33%的住户是62岁以上的老年人，18%的人依靠领取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41%的入住者是未成年人，42%的人是依赖领取各种抚恤金生活的。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调查和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度，大约有6000万的美国国民日均收入在7美元以下。
“总统说在伊拉克和朝鲜，那些独裁者使国民挨饿受苦。那么我想问问我们的总统，在美国到底又是谁让你的国民挨饿呢?”一位贫困者说。
从布什政府执政那年起，美国的贫困率逐步上升，第一届政府施政四年间，全美增加的贫困人口人数大约攀升到了590万。而另一方面，华尔街CEO们的年终奖金却超过了5000万美元，国际石油资本公司的CEO们退休时可以得到超过三亿六千万美元的退休金，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以前经常在漫画中看到的“大腹便便的大款”形象，在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急剧转变为“大腹便便的贫民”形象。
世界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其著作《财富第五波》中指出，以贫困阶层为目标市场，具有1.2兆美元规模的食品产业获得了巨额利益。加工食品的营销部门研究肥胖和营养失调问题严重的贫困国民们的嗜好，利用他们所喜欢的明星们来做商业广告，进行精确定位来制定营销战略。这是因为，越是贫困的国民，就越是依赖廉价的垃圾食品和加工食品等。在美国，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使得此类产业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在，“肥胖”已经逐步变成了“贫困”的同义词。
逐渐破产的美国公费医疗补助制度
1965年，在医疗补助制度设立法案上签字的第36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宣告，今后美国的医疗状况将会得到很大改善。
“美国的老人可以享受现代医学的力量。老人们一生兢兢业业工作存下的钱，再也不会因为疾病而全部失去，他们可以很有尊严地度过余下的人生。为了救助生病的父母，实现这样的道德义务，年轻人再也不必牺牲自己的收入和对未来的希望了。”
为老年人设立的公费医疗保险，即老年保健医疗制度规定，如果公民交纳社会保障税十年以上，65岁之后就可以免费得到公费医疗的保险。享有该项目领取资格的人每年只要支付100美元，就可以只负担医疗费的20%，60天之内的住院一律只收取800美元。
但是，因各州的规定和疾病种类的不同，所规定的20%的个人负担额有时也会发生变动。另外，根据医院方面处理方法的不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补贴额度也会有变动。
由于美国的处方药很贵，所以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对于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必须要常年用药的人来说负担很重。
美国的公费医疗保险制度由政府负担的“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和政府与州各负担一半的“医疗补助制度”(低收入者医疗补助制度)两种制度组成。在被过高的医疗费和保险公司所支配的美国医疗体系中，这两种制度给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方的财政造成了压力，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2005年，享有老年保健医疗制度资格的人为4230万人，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6.6%，联邦政府的医疗费支出数额达到了2946亿美元。
另一方面，享有医疗补助制度资格的人为5340万人，伴随着自2000年激增的贫困阶层人口数量的上升，增长率达到了50.4%，联邦政府的医疗费支出额是1980亿美元。(Office of Man agement and Budget，2006)
2006年10月，美国人口超过3亿，贫困家庭的增加导致各州财政压力增大。国民中，每6个人中就有1人依赖于公费医疗补助，有些州用于医疗补助制度的财政支出甚至占到了全部支出的20%。
另外，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全部财政支出中，大约有50%被用于“老年人之家”等长期的医疗设施建设，这也是造成财政恶化的原因之一。
这种制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有时医生和医院方面不接收加入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患者，理由是医疗费用受到限制。很多时候，医院在对患者进行诊疗之后向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相关机构索取医疗费用时，索取金额经常因审查不过关而不被批准。
1983年，里根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将被称为DRG(诊断关联群定额支付制度)的新方式引入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该方式将按照实收数额支付的方式转变为定额支付方式。
所谓的DRG，即将所有的疾病分为468种诊断类型，政府根据疾病的诊断类型而不是实际花费的数额来向医院方面支付规定数额资金的制度。
在按照实收数额支付制度的时期，服务量越多，医院方面的收入就会越高。但是，在这种DRG定额支付制度的时期，医疗服务的量越减少，医院方面的收入就会越高。
在DRG体制中，医院必须削减医疗服务成本而提高利益，这种制度的目的是减少住院费用。
“减少医院方面成本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纽约州曼哈顿的职业医生米歇尔·路易德说，“如果患者住院时间过长的话，医院方面就只赔不赚了。”
实际上，在这种体制引入的一年之后，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就从之前的9.6天减少到了7.4天，平均减少了20%以上，康复时期的患者也从普通医院转移到了康复机构进行治疗或者家庭治疗。
“让仍然在打点滴的患者出院现在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
减少的不仅是平均住院天数，还有住院人数本身。在DRG实施的1983年，医院的病床总数为120万，而1996年就减少到了86万张床。现在，全美医院的病床使用数占全部的62%。结果，DRG的实施使全美的医院总数也减少了。1983年，全美的一般医院有5843所，到了1996年减少到了5160所，在13年间平均每9台设备中就有1台设备被废弃。
另外一方面，在这种DRG制度下，病症越轻，医院方面的成本也就越低，这样一来，医院就越有可能赚取实际成本与政府定额支付数额之间的差额利润。因此，医院经常因不愿意接收重症患者而发生一些纠纷。
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医院对保险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利润，为投资者回笼资金。
各企业在加入保险时，都会就保险费和赔偿金与各保险公司分别签订合约。很多接受了心脏或者肾脏移植手术之后康复的人申请返回公司工作，但都被原公司拒绝。这是由于做完移植手术之后患者必须使用免疫抑制剂等药品，而这些药品会花费高额的医疗费。公司如果接受此类员工返回公司工作，就会因为这一名员工而导致整个公司的保险费用升高。为避免此类事情，公司一般也会尽量避免接受此类员工返回公司工作。
“‘市场原理’这种体制尽管能够通过竞争促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但将这种制度引入事关生命的医疗领域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美国国内的很多医生不断警告说。
医院被放置到竞争市场中，运营方式便不得不从之前的非营利型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型，其结果必然是服务质量日渐低下。
参军入伍也难逃贫困
多数年轻人参军入伍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然而他们入伍之后还是像以前一样，过着艰难的生活。
如果一个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入伍，作为一名最普通的士兵，他一年的薪水平均只有15550美元，这个数字勉强维持在贫困线以上。
实际上的年薪并没有这么理想，士兵们每个月的工资还会被扣除一部分，以支付人身保险、军服费和学费定金等杂七杂八的各项费用，最后到手的也就所剩无几了。据军队的生活顾问反映，在战场上，贫困阶层出身的士兵们的最大烦恼就是每个月的开销费用问题。
另外，士兵们在驻外结束回到国内以后，仍然会有不安症、失眠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后遗症，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导致PTSD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许多士兵最后还是不得不与家人离散，同时他们又会因为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美国国内的流浪人员庇护所的优先名单中并没有归国士兵这一类人，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庇护所也进不去，不得不过着睡在路边的生活。
美国归国士兵无家可归人员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美国国内有350万以上的无家可归者，其中有50万人是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而这些士兵中又只有两成的人会获得VA机构(退伍老兵事务管理局)的帮助和服务，剩下的人则什么也没有，处于无人关注的状态。
归国士兵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急速增加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据2004年《纽约时报》公布的消息，驻伊拉克的美军士兵中平均每6人中就有一个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并且该报预测这一比例可能很快会上升到每3人中就有1人。
杀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血腥经历，因不知道敌人身在何处而24小时都处于紧张状态中，使得这些士兵们的精神饱受折磨。良心的谴责以及非人道战争所给予的压力，又使这些士兵们的精神健康遭到了严重破坏。该报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出，这些归国士兵中有很多人陷入严重的药物和酒精依赖症，同时驻伊士兵们驻留期间和回国后的自杀率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8月为止，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军人数为3666人，其中有188人死于自杀，占死亡总人数的5%。
这个国家有两种奴隶
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院议员丹尼斯·库西尼奇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各个州把单一支付全民保险制度的引入作为一个选择项。
针对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他在议会上这样说：“白宫被医疗保险企业支配的现状，就等于把国民的生命放在大企业的手中。现在的医疗费用中，每3美元就有1美元落入医疗保险企业的腰包里。
“董事们的高额奖金、广告和市场营销的费用、本公司股票购买权等等。不仅仅是医疗，还有巨额的献金流向院外活动家和议员，政府整个被阉割了。这个献金制度才是美国最大的不幸。”
库西尼奇议员说，这个提案以众议院教育劳动委员会为主要支持者，是医疗改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获得能够保障生命和经济安全的医疗服务，这是国民最低限度的权利，也是关乎这个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至少在州的层面上，人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医生的手中，而不是医疗保险公司的手中，这是最终能够走向单一支付全民保险制度的第一步。说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实验。”
2009年11月7日，在众议院议决的医疗改革方案中，库西尼奇的提案被删除了。紧接着，12月24日，参议院对一项规定排除公共保险选择制度、强制加入私人保险的改革案实施了表决。
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医疗工作人员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出他们的呼声。
在旧金山的UC医疗中心工作的护士玛丽·琼斯是支持单一支付全民保险制度护士团体的成员，作为医疗的临床工作者，她向我倾诉了自己的现状。
“作为一个医疗费如此之高的国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医疗费账单的21%是来自保险公司。将一颗药分做4份节省用的老年人、拥有工作但是突然破产的公司职员，还有因为过劳死和忧郁症而倒下的医生和护士们，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将医疗产业化。”
因提倡初级护理的重要性和写作《在没有医生的地方》一书而出名的著名医疗活动家大卫·瓦纳说：“现在，在美国有两种奴隶。在种族歧视的年代，黑人是奴隶。而现在，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国家呈现两极分化，新的奴隶出现了，他们就是无保险者(Uninsured)和不能获得适当医疗的有保险者(Underinsured)。这两类人一旦生病的话，超过支付能力的医疗账单使他们苦不堪言，直到死去。”
“那么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医疗改革有什么期待呢?”
瓦纳稍微思考了片刻，一字一句地说：“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医疗制度不仅给贫困阶层和中产阶层，也给包括富裕阶层在内的所有国民带来了十分严峻的问题。认为只要花钱就能获得健康的想法，将医疗服务产业化，使富人变成药罐子，使穷人陷入贷款的泥沼，不知不觉间剥夺了人们本来具有的生命力。
“既有制度的规则，导致了没有医疗费就买不起药。现在，人们认识到这是对人权的漠视。但是仅仅在数字上减少浪费，或是增加医疗保险证，不过是应急措施罢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是利益与效率至上主义从医疗行业所剥夺和压榨的，有很多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的制度所剥夺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呢?”
“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作为医生应该有的自豪感和充实感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生同样要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并不觉得心力交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患者和医生之间是作为平等的人在相互交流。他们之间没有医疗保险公司这个股东的介入，患者把医生当作平等的人来信任，医生则通过与病人的交流，得到治病救人的充实感和自豪感。这一点是数字无法衡量的，但却是一个人赖以生存下去的重要依托。”
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初级护理服务的瓦纳，回到美国的时候，被这种巨大的反差深深震撼了。
“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因为利益而被变相扭曲，医生和病人都遭遇痛苦，跌入深渊。看到美国的这一现状，我开始思考起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比挽救生命更加重要、更为深层次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崇敬。
我突然感觉到，现在美国所迫切需要的，是更加深层次的改革啊!”
（摘自《贫困大国美国》，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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