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
我家原来有辆永久牌自行车，是舅舅在大同煤校上学时我妈给他买的。买的时候就是旧的，他骑了几年就更破旧了。他分配到晋中当老师走后，我妈就把车子寄放到了老和尚的后大殿，不让我骑，说我人小，把握不住车子，怕骑到街上出事，怕汽车撞了我，怕我把别人撞了。
初中毕业后的那个假期，我接到了大同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一中离城十里地，又没有公共汽车。这时候，我妈才说，让师父把大殿的车子取出来，擦摸擦摸骑去吧。我说我不要，旧车子闸不灵，容易出事儿，我要骑就骑新的。我妈说闸不灵，修修就灵了。我说您不懂得，车子放得年代久长了就锈了，锈了就修不好了。我父亲说，锈了修不好，闸不灵，娃娃出了事儿咋办。我妈说，修不好再说。我父亲说，修不好就出事了，到时候你哭也来不及，哪个多哪个少。
我父亲这辈子一直没学过骑自行车。他不会骑，也就不懂得车子的事。我一说他就相信我了。他说：“爹挣钱为啥，不就是为了俺娃花，爹给俺娃买辆新的。”
那是个苦难年代，车子是紧俏商品，没个关系不好买，他在大同托了好几个人都没能买到。他只好就在怀仁给我买，那次来信了，说买到了，是一辆绿色的飞鸽车，二八的，加重的，说等有了顺路车就给我捎回来。我心想哪会一下子就有顺路车，我给他回信说，太原每天好几趟到大同的火车，托运回来多方便。我还催他说，学校就要开学了，可我现在还不会骑，我总得提前学会才行，学会也还得再练练，练得很熟才行。实际上我早就学会骑车了，而且骑得还挺油，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熟练的问题。我是想让他快快把车子托运回来，才这么说。
在我的一催再催下，他把车子给弄回来了。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给托运回来的，他是一步一步地推着，一步一步地推了八十多里，给推回来的。
那天的半夜，我正睡得香，听我妈说：“招子，好像是叫咱们。”她拉着了灯，听听，就是有人在敲庙门，边敲边喊招子，声音很是微弱。我妈说半夜三更的会是谁，她就穿好衣服去开门。
我的老天哪，是我的父亲。
我妈把他扶进家，他一屁股给跌坐在地下。我赶快跳下地去扶他，他不让动，摆着手说：“缓缓，让爹缓缓。”又伸手说：“给爹倒口水。”我拿起暖水瓶，他摆手说：“冷水，拿瓢。”我便从水瓮里舀出多半瓢，他捧着瓢，一口气把半瓢水喝了个光。
他坐在地下一动不想动，我站在那里陪着他。
他的灰衬衣让汗水浸透了，上面又沾满着泥土。
裤腿挽起着，也全是泥。
他说是为了截近，趟着水过的十里河，可过河的时候，把脚给嵗了。他这硬是一拐一拐地又走了十里路，拐回了家。
他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汗水把脸上的土灰刮得一道道的，连眼角嘴角都是泥，嘴角好像是还有血。
人们都知道，不会骑车的人，推车子会更费事。走个三五里也还好说，可他这不是三五里，也不是三十五里，是八十里。空手步行八十里那也是不敢想的事，况且他还推着个车子。他从一大早就开始走了，我算了算，整整走了十九个小时。而最后这十里路还是忍着饥渴，拐着瘸腿，咬紧牙关走的。看看他那两嘴角的血，就知道他是经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看着他那大口大口喝凉水的样子，看着他那极度疲惫的样子，我心疼极了。我不住地“唉，唉”叹着气，我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
缓了好大一阵，他才让我往起扶他。我伺候着他洗了脸，换了衣裳。他让我给脚盆添上暖瓶的水，他靠着炕厢坐着扇火板凳，烫脚。
我问他为啥不托运，他说他到怀仁火车站打问了，托运得半个月以后才到，“可我怕误了俺娃学车，多学半个月跟少学半个月，那就是不一样。”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紧，像有刀子在扎，像是有鞭子在抽。
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笑着给打岔说：“过河时把车子弄泥了，你出院把它擦擦。”
当我擦完车子进了家，我妈也正好给他把饭做熟了，可父亲他却脚泡在水盆里，坐着小板凳，身子靠着炕厢，就那么的给睡着了。
吃饭时，父亲见我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反而给我说开导的话：“这有啥，爹缓上两天就好了，可这样俺娃就能早学半个月车，就能学得熟熟的，路上不出事儿，那爹就放心，爹受点苦值得。”
父亲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难过。
我真后悔，真后悔!
拉炭
我九岁那年，我们家搬进了庙院住。这个院本来是寺院，叫圆通寺。解放初期限制宗教事业，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大同县政府就占用了这个庙院，当做办公地点。1958年县政府有了新地点，搬走了，就把这个庙院当做了家属院，分给了干部们，我父亲也分得了一间。这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一直再没往走搬。
住平房的人家，做饭都是烧煤。冬天取暖也是用煤。
我母亲在别的方面很是节约，可唯有这个烧煤，她不仅是不节约，叫我看还有点浪费。别人家做完早饭就把火灭了，我母亲不，她要让火一直着着，着到做午饭。吃完午饭，火还不让灭，着到做晚饭。冬天烧取暖的火炉就更是这样了，这个炉子二十四小时不灭，家里永远是暖烘烘的。还有就是，年三十和正月十五别人谁家都不垒旺火，就我妈垒，在院门前垒个旺火，都快有我高了，少说也得二百斤煤。全院人都来烤旺火，拿着馒头来烤旺气馍馍。好吃完一年不肚疼。
我妈这么喜欢火。那我们家用的煤就比别家的多，最少也是别人家的两倍。拉煤的这个活儿，一直就是我父亲的。他低着头弯着腰，像老牛耕地似的拉着车，我妈鼻疙瘩黑黑地在后面跟着，为的是上坡儿时给他推一把。拉到街门口，他就再不用妈了。叫我妈回家做饭，他独自往进院里搬运。他一直就不用我帮。我经常是在放学回来，就看见家里又买了煤了，可也已经收拾好了。有时候我也能碰到父亲正往院搬煤，我要给搬，他不让。
——不用俺娃，不用俺娃。
——俺娃看把衣服弄脏，看把手弄脏。
——俺娃入家捞骨头去哇，锅里肉早炖烂了。
拉煤这天，我们家总是在吃好的。要么是吃油炸糕，要么是吃饺子。不管吃啥，锅里总是炖着肉。家里总是香喷喷的肉味儿。
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不让我帮，可我参加了工作了，他也是不让我帮。好像是我一插手，就把他的功劳抢了似的。
我父亲一个月回一回家，一回家他就侍弄他的这些煤。
厕所旁的煤垛都垛的是大块儿，他坐着个小板凳，“嘎嘎嘎”、“嘣嘣嘣”地拿锤子把大块儿煤砸成个鸡蛋大的小块儿，一筐一筐地倒在窗台前的煤仓里。差不多用一天的时间，把煤仓装满，第二天他就去煤场买新煤。煤场出租小平车，一小平车能拉八百斤煤，他连着往回拉两车，拉回来垛在厕所旁。把煤安顿好了，他这才能够放心地到怀仁上他的班，做他的革命工作。
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年都这样。
大概是在1973年这一年的第四个月，天很冷。
那天早晨，我在被窝里躺着，听见母亲在地下给火炉加煤。我睁了一下眼．看见父亲也在被窝里躺着。母亲不把家弄得暖暖烘烘的，她是不许我们起来的。
我听他们又在说拉煤的事。我妈说：“老了，不行就拉上一趟，明儿再拉一趟。”父亲说：“咱们到时候看哇。”
这时候。我才一下子想起，想起父亲老了。已经六十三了，不能让父亲再干重活儿。
我爬起身说：“爹，拉煤的事儿，以后就交给我哇。”父亲说：“快不用俺娃，俺娃好好儿给人家做工作。”
当时我调到矿区公安局已经半年了，我的工作是在机关给写写画画。我说：“您该走就走您的，过两天单位不忙了，我给回来拉。”父亲说：“快不用俺娃，爹一辈子窝囊，没本事给娃娃弄个好工作，娃娃自个儿弄了个好工作。快不用俺娃，快不用俺娃。”
我妈说：“你老了，你得服老，六十三了，你当你还三十六?”父亲说：“老了，咱们不会少拉点。拉不动八百拉五百。就按你的，咱们今儿拉一趟明儿拉一趟。”
那些日，矿区要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我得赶着给我们局领导写发言稿。我没硬坚持着自己拉，也没留下来跟父亲一块拉，就到了单位。可就是这次的大意，给我留下了终身的悔恨。父亲心疼儿子。把脏活儿累活儿自己包揽下来，可儿子却不懂得心疼父亲。真把六十三岁的父亲当成了三十六岁。父亲就是在这次拉完煤后，身体就垮了。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感冒，这个从来不知道去痛片是什么味道的人，一下子就给累垮了。
父亲他没按我妈早晨说的那样一天拉一趟，他还是给拉了两趟。第一趟回来他说这拉五百斤跟没拉一样，于是就又去了个第二趟。可就是这第二趟，把他给累坏了。整理完洗洗脸就躺下了。连饭也不想吃，我妈硬让他吃，这才吃了五六个饺子，喝了一杯酒就躺下了。我晚上八点多回来，他已经脱了衣裳盖着被子睡了，也不知道他是怕我责怪他还是真的睡着了，一直没跟我说话。
第二天他说精神了，吃完早饭就走了，到怀仁上班去了。可走了不到十天，回来了，是让梁会计给送回来的。全身蜡黄，连白眼球也是黄的。
我领着他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肝癌。
谷面糊糊
我不能跟父亲说他得了什么病，我只跟父亲说他得的是“肝大”。肝大这叫什么病，可父亲他不懂得，跟探视他的人说：“你看我得了个灰病，肝就给大了。”
我盼着医院是诊断有误，就换了一个医院又一个医院。可医院每次也用不着我提出说要转院，他们就提出说我们这里治不了你父亲的病，你要不换个医院试试?
每住进一个医院，父亲躺在白色的病床上，他就觉得自己是有希望了。他希望着大夫能把自己肝大的这个病治好，让他精精神神地回家去。回去给家里劈生火柴，装几篓。把煤砸好，装满仓。家里都安顿好了，他就坐火车到怀仁，那里有心爱的革命工作在等着他去完成。
每过上两个星期，各种常规的和特殊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去大夫办公室，用眼睛盯着看他们。我盼着主治医跟我笑，可每次看到的都是他也看我，然后摇头。
转院。
父亲一听说又要转院，就问：“咱们住得好好儿的咋又转院呀?招子，咱们就这儿治哇。”
我知道，父亲很疲劳。好不容易这个检查室那个检查室地转完了，他不想再楼上楼下地爬那些楼梯了，但不行。明明知道这里治不好，怎么还要待在这里。得走，再换个地方试试。
到省城。
父亲在省党校学习过三年，对省城有感情。又一看医院比大同的医院都好，他认定这里肯定能把他的肝大治好。大夫让他做啥他就做啥，就像是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那么地认真。咬紧着牙，楼上楼下地坚持着。
我说：“爹，大夫让您多吃饭，只有多吃饭才能有抵抗力。”他说：“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他永远忘不了革命。
我在医院外面租了一间八平方米大的小屋，屋里有个小铁炉。那天，他跟我说：“招娃子，爹可想吃顿谷面糊糊煮山药瓣。”
谷面，就是谷子磨的面。我父亲小时候他们家穷，不舍得把谷子皮去掉吃小米，而是连皮一块儿磨成面，喝这种带着糠皮的面糊糊。
山药瓣是我们的家乡话。就是把一个整的山药蛋顺着一个方向切成四块或是六块，这就叫山药瓣。
山药瓣容易做到，可这谷面到哪儿去找。
在省城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大夫们隔三岔五地会诊。可最终也没了信心，劝我们直接回家。他们没让我们再去别的医院试试，而是说哪也别去了，回你们大同吧。临走还说了句我最不想听的话：“别再看了，老汉想吃点啥吃点啥，想喝点啥喝点啥。”
从火车站一回家，我妈问我父亲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父亲说，玉茭面糊糊山药辦，我妈说这好说。可做上来，父亲只喝了半碗，吃了两辦山药。我妈说，你想了半天就喝了半碗。父亲说，还是那谷面糊糊好。我妈说，跟哪给你寻谷面去。
父亲说：“我是说的个话，莫非还真的能让娃娃到下马峪去寻?大老远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父亲的饭量一日不如一日，一天只喝半斤奶子。无论怎么劝，也再不吃别的了。只是躺在那里昏睡，你喊他，他哼一声，你不喊他，他动也不动。
这可怎么办?可就在这时候，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说“莫非还真的能让娃娃到下马峪去寻?大老远的”，他那是在提醒我：下马峪村有的是谷子，也有的是碾房。可他又想到大老远的，怕儿子劳累着，就没明着说。
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个想法。我妈说：“莫非就下马峪有谷子，哪个村没有个谷子?”这一下又提醒了我。
当下我就骑车到了城东。跟曹夫楼村的社员要了十来个谷穗。十来个谷穗不值得上碾子碾，我就往家返。我想到，回家用捣花椒的铁钵子捣就行了。
一进门，我就趴在父亲耳朵跟前说：“爹，我给闹回谷子了。这就能给您做谷面糊糊山药辦。”父亲眼皮张了一下，哼了一声，嘴唇也动了动，好像是在笑。
我妈也弯下腰趴到跟前说：“他爹，你甭圪挤眼，等着啊。孩子给闹回谷子了，我这就给你做。”我妈就说就流泪，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我父亲的脸上。我也哭了，说：“妈，咱们赶快做哇。”
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哭就用手搓谷穗，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放在铁钵里捣。一钵一钵的捣成末末后，又用箩子箩，往下箩谷子面。箩了有二两多。我妈说足够了，我赶快给做，你给往醒喊你爹。
我妈说这话，好像是说我父亲是睡着了，让我往醒叫叫，叫起来吃饭。实际上，我和她心里都清楚，我的父亲已经是不行了。但我妈还是在抓紧着做糊糊．我也是一声又一声地呼喊着他。喊一声“爹”他的嘴动一下，好像是回答我。可他的眼睛不往开睁了，我咋喊说您醒醒睁开眼他都不睁。
当我妈把半碗谷面糊糊山药瓣捧过来时，我把父亲扶起来，让他靠躺在我的怀里。我在他耳朵跟前说：“爹，饭熟了，谷面糊糊山药瓣。爹您醒醒，谷面糊糊山药瓣。”他一下子把眼睁开了，看碗。嘴一动，好像是要说话。可猛的，他的头垂了下来。
（摘自《曹乃谦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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