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观光旅游而言，人们走出家门，把自己扔向什么地方，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准则：哪儿陌生——陌生到全然无知；哪儿熟悉——熟悉到常常在梦里相见，那就是该去的地方。
陌生好理解，无非是填充猎奇、探秘的心理。拉大与习惯了的事物之间的反差。而熟悉则深刻、复杂得多，大抵近乎于心灵感应的寻梦，完全是前人、高人、异人早已描绘、锁定好的，等自己活到一定岁月，才觉得那些被描绘、被锁定的，是活出了滋味，脱了俗，成了仙的心悟，是世间最好的去处。于是，也就依着“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古训，匆匆忙忙地上路了。东边的向西而去，去闯春风不度的玉门关；西边的朝东而来，来看洪波涌起的沧海。
但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天子脚下的京城，还是旧时帝都的西安、开封，乃至大多生活在北纬33°以北的人们，但得空闲，总会不约而同地涌向灯红酒绿的秦淮，以及香风弱柳的苏杭。究其原因，据说全是因为亚热带的气候闹的，使得淮河、汉水、洞庭、鄱阳一年四季总是湿漉漉的，像缠绵的思绪，委婉的柔肠，这样的地方自然讨得北人的欢喜。他们在那里滋润肌肤，浸泡情感，享受在北方时难得的朦胧与细腻。至于那些已经逝者如斯的文人墨客，爱江南更是爱得痴迷，爱得贪婪，爱得那么有道理。小桥流水，斜风细雨；轻舟画舫，粉楼佳人，无一不令他们陶醉、销魂，简直到了一旦驻足，便忘乎所以，懒得思归的地步。伫水边、立城头、拜野寺、弄扁舟，饮残酒、倚栏杆、拥粉黛、卧花丛，不经意间，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奇辞艳句，也留下了梦里的似曾相识，这样的地方不去才怪。
“江南人。江北人。一夜春风两样情。”黄河以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关山、大漠，朔风、飞雪、枯草、寒鸦、荒村、冷月，遍地是粗犷，处处有狼烟，因此也就有了粗声大嗓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北国风光”虽也是风光，但从流向上看，好像南人刻意北上游历的远不如北人南下的火热。这种现象解释起来很是有些费劲。
如果“寻花问柳”被看做是一句好话，人们自然更乐意亲近莺飞草长的江南。那里有醉人的美景，更有诱人的繁华，而富裕起来的人们不但需要美景，也需要挥金的快感。而向北、向西一路走去，因为难见这般光景，自然也就难有一副好心情。他们会感到空旷、遥远，会感到萧条、暗淡。那点好不容易被现代文明激发出来的亢奋得不到释放。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不去也罢。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过了头的繁华，恰如美人的浓妆艳抹，矫揉造作，油腻之余，令人无福消受，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而一时的贫穷落后虽不能说是什么好事，却也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否则不会有尘封已久的古朴、真实，不会有散落、存活的历史。
如此看来，燕、赵、秦、晋，虽不及江南之灿烂，却也无“过腻”之忧，反而恰恰应了陈年老酿，古韵犹存的味道，多了些苍凉和质朴。
尖刻一点说，这样的去处，本也不是留给好戏耍喧闹、逐轻裘肥马的轻浮之人的，应该接纳的，是那些经风见雨，饱尝人世冷暖，寄情于天地之间的异人侠客。任他们去探究、去凭吊、去畅想、去构架自己内心世界的金字塔。
抑或是不付出这般“有意义”的辛劳，就算是“没有意义”的惬意消磨、漱心颐养，也该是留给这样的人的。
在太行、吕梁山区，像这种完全用石板、石块垒起来的“石屋”至今还随处可见。它们得以存在的理由不完全是因为贫困与落后，还有客观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原因。靠山吃山，石材遍地都是。造一栋石屋用不了多少花销，而且坚固耐用，冬暖夏凉，住在里面舒坦，安逸。甚至一些“富裕”到城里的人，也常常怀念它的长处，隔三差五地回到老屋住住，说是“接接地气，养人”。
实物的审美价值有时候展现得很偶然。像这座石屋，无论是远眺还是近取，它都会给你一种强劲的冲击力。然而你却很难在它身上找到能与你印象中的“屋”的概念相吻合的东西。在它面前，原本习惯了的点、线、面，习惯了的整体形象，都变得虚化起来。凸显出来的，不过是材料、色块、结构这样的元素，是可触摸到的强烈的质感。但因此我们就说它是超现实主义的，似乎又很牵强，可以试想，当初山民营造它，全部的出发点也只是栖身，抑或在设计中有传统、风俗的要素，也断不会生出这个风格，那个主义。这就为我们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感觉，在现实中总会找到产生这种感觉的因素。
这是一座两进院的里院，引路的主人说，院中的石榴树有着同这座宅子一样的年纪，三百多岁。
就树木在宅院中的意义而言，中外的理念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追求与自然的亲近，使小天地多几分情趣。但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人口外来的多，城市出现的晚，所以至今还常常是瞄准了自然景观，开垦出一片住处去造屋，于是大大小小的树木也就划进了自己的院子。相比之下我们市井的形成却久远多了。
“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人们，几乎完全是先盖房子后种树，因此栽种什么，不但入了流俗，也有了规格，甚至戒律。譬如不可有松，认为那是庙宇用物，或阴宅之象；不宜有柳，是因其袅娜而有伤家风；不宜有梨，则因“离”大失和气。至于文人调侃，更是恣情妄议，虽不成机理，却颇为成趣。像“院中无槐。则如家中无主人，而无丁香，犹如房中无小妾”之说，更是将树木与庭院的关系人文化到了极致。再后来，任什么庭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杨树，认为它过分健硕、粗壮的腰身，实在难与祖宗倡导的儒雅遗风相匹配。
石榴。根系深穷，树干苍劲，其中犹结果多子象征昌盛、吉利，因此大凡庭院无不视之为必有之物。当然，还有象征富贵、雍容的海棠和玉兰。
不过，“种蕉邀雨，植柳邀蝉”也是一说。
看着两位闲适的老太太，想起发生在上世纪8 0年代前后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另一个是罗中立先生创作的“丑化农民”的油画《父亲》，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交相呼应，以各自的艺术魅力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颠覆着人们习惯了的审美心态。这印证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变革需要两个方向的力量，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催化与侵袭，一个是自我的反思与批判。
那时，我一路南下，跑了四十几个县，一路上见到的“父亲”们，愁苦与渴望的面容依旧稳固地存在着，但已似有溶化的光亮。如今25年过去了，油画中那只直举到你面前的残破而硕大的空碗、那对充满了不甘和绝望的眼神以及那双养育了我们的粗糙的大手，都还记得吗?
老姐儿俩一个八十一，一个八十三。
在大部分农村，作为一种刚刚过时的劳动生产工具，石碾子已经派不上多大的用场了。倒是玩“形象思维”的人常常特“蒙太奇”地想到它，譬如伟人们推动着它——沉重的历史车轮滑动了；而在穷苦人面前，它又成了不堪重负的苦难命运的象征，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一段“咏叹调”，就是推着碾子唱的。再就是聪明的景观设计者，为了迎合都市群体的怀旧情怀，营造出一块老年间的田园光景，也断不了借用它的“小生产者”形象弄巧。
在庭院里、在店铺前，置上一尊石碾子，“疑似”出农家乐的感觉。
其实有些上了年纪的庄稼人还在时不时地用着它，说现代化了的电磨转动起来太热，磨出来的粮食烫手，和出的面黏，不劲道，不好吃。
而对饮食文化有研究的人说，重要的是石头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粮食跟它们化合起来才别有一番味道——这又回到了那个命题：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在于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饺子得手包，面条得擀面杖擀，豆腐得经石磨磨，再用卤水点。而车间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叫“快餐”。
几乎是以龙王庙为圆心，以山坡为半径，从碛口古镇向东逆时针地划半个圆的那个点上，就是古镇晋商“家属区”之一的西湾——另一处是三公里外的李家山。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城镇不同，碛口的商业活动和它带来的繁荣，完全依赖于商品的集散和旱路与水路的转运。晋商聪明、也更谨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一手创造的繁华与喧嚣，一方面则小心翼翼地庇护着自己的家眷，不让他们靠近花团锦绣掩盖下的是非、凶险。当然他们也更会生活，更懂得条理，一旦从黄白算计，敷衍应酬中脱身，自然就可望一片“小楼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净土，一座“一帘花雨，半榻茶烟”的宅院。闲适中慵懒地哼几句梆子，吃一碗婆姨亲手擀的面条，于是有了这不远不近的“家属区”——西湾。
西湾距碛口虽然近得不能再近，但却没有像碛口那样急切地改变自己，不知道是不愿意改变，还是少了碛口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总之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由破败了的老宅、窑洞、石阶、照壁、过街楼组合成的构图中，有两件东西很发人深思。一是老宅门楼上字迹清晰可见的牌匾，二是环绕着整个村子，但如果没人指点，你怎么也不会发现的那条围堡的根基。
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命运却迥然不同。这种现象的后面，有着复杂的成因。
像别的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设计精良、做工细腻的老宅，不要说明、清两代和民国，单就近五十年间就至少有过三次变迁：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二是“文革”中无序的“再分配”，三是“改革”初期，出于各种目的被变相租赁、买卖。就是说，这些老宅的原房主已经几易其人，那些诸如“树德”、“德行聚”、“神社”、“诒燕”之类的牌匾已经跟院落的主人失去了家风、荣誉传承的关联，它们的“健在”，更多的是得益于古典建筑本身的价值和个人对私有财产(或使用权)的维护。而与它们的历史一样久远的围墙却不然，他们不属于任何的个人，算是“公家”的东西。在种姓、家族的生活、生产联系日趋松散，安全的概念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它们的存在已经变得没有意义。至于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似乎得等到它们行将消失或完全消失的那一刻去体现了，而这正是文物价值中的遗憾。
缤纷几许，苍凉无数。今人想古事，缘何总是太多的惆怅与凄凉?
虽然土坯已经脱落、坍塌了，但筋骨还在，整体的美感还在。石阶、门墩儿、门楼，一砖一瓦，在摇曳的蒿草的渲染下，空落中透着几分凋败之气。
建筑是可用来感悟文化、品味人生的。英国人阿兰·德波顿在他的《幸福的建筑》中，对一幅1937年巴黎博览会的德国馆的照片是这样描述的：“材料和颜色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幢建筑的立面就自然可以讲述一个国家该如何统治，其外交政策该取何种原则了。政治以及道德理念完全可以写入窗框和门把手……”自然，这位英国人的议论有些玄虚，不无生硬的象征主义之嫌，但建筑风格的时代性，真是被他细化得惟妙惟肖，让你不得不相信那窗框、门把手里还真隐藏着“大德意志”的元素，弥漫着那时已经甚嚣尘上的纳粹味道。
这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庭院呢?它没有古罗马的神秘，也没有哥特式建筑。“高耸向天”的宗教意味，它只是虔诚地拥抱着大地，与人间自然、和谐地融合着。
就凭在这近70°的山坡上鼓捣出如此严谨有序的村落，你就不得不佩服山西人的韧性，不得不为晋商近于怪异的奇思妙想称绝。至于说李家山是谁谁发现的，接着又如何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看重，实在已经无关紧要。倒是这淹没在黄土高坡上的“立体式建筑群”至今还完整地存在着，而不是“风骨不在，神韵犹存”这一事实，值得人们庆幸和珍惜。由此我联想到，当年李家山的先人，不但精准地相中了这里的风水，也一定瞄上了交通不便这一“优越”条件。
果然，虽旷日持久，却没人能撼动它——因为外边的人很少知道它，知道了也不容易接近它——所以我倒担心起它今天的抛头露面，一层芳容，担心现世的风尘缤纷摇落，红绿散乱，玷污了它的旧貌陈风。
站在李家山的“这一个”面前，懵地想起了北京门头沟山坳里的“那一个”——爨底下，相距近千里，呈现出的基因竟是如此相似。
在碛口繁华的岁月里，银子像黄河的水一样流进了晋商的口袋。于是不善挥霍的他们，将置办家产当成了一件正经而体面的事业，于是像西湾、李家山这样的“家属区”出现了。然而问题是，何以要将家“藏”到如此险要、隔绝的地方呢?我想，较为妥当的答案应该是：将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财富，尽最大可能地遮掩、封闭起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外来人接触起来越难越好。门头沟的爨底下和碛口的李家山——当然还有更多的选址有一个共同点：险要，且易守难攻，只有符合这一点，日子才过得安稳，心里才踏实，才更契合他们恪守的生存观念。至于因此而给自己带来的诸多不便，那正是心甘情愿的“偷偷乐”的事。
对山西人而言，“不露富”，是持家立业的优秀品质，对于这一点，不是山西人你很难理解。你其实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始终精明而谨慎、勤劳而坚韧、内敛而恐惧着，或许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解释李家山和爨底下的奇妙。
然而眼下谁都知道，不少有了钱的山西人已经抛弃了藏着、掖着的传统，不再惧怕露富，开始享受“大奔”、“悍马”的张扬与奔放了。
（摘自《川间峁上的沉思——古村落 古戏台 古围堡》，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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