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波斯的薛西斯一世是一代能君，他曾以庞大舰队攻破希腊，洗劫雅典城。晚年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并追求声色之娱，极尽欢乐。但他也有不快乐，他说过：“我愿赏他千条黄金，如果有任何人能告诉我找到快乐的新方法。”
薛西斯一世的这则故事，真是最好的寓言。他拥有帝国至高的权柄，并享尽人间的欢乐，但到后来他却有了欢乐已穷，反翻为空虚和百无聊赖的寂寞之叹。
而与他相对的，则是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诗人济慈。济慈视万物皆有情有美，而且这种美的愉悦无垠无限。因而他遂说道：“听到的旋律诚然美矣，而那未听到的则更是甜美。”
两个人物，两种对比，他们都在追求人间的欢乐。薛西斯一世将欢乐外求，权力的快乐，征服的狂喜，女馆里妻妾成群，美衣美食则从不间断。他或许满足了欲望，但满足却不等于快乐。满足会造成更大的饥渴，于是他遂格外要去寻找新的快乐方法，最后终于到了不再快乐的境地。
薛西斯一世的晚年活得孤独而自闭，不知道这是否是他无法再快乐后所造成的颓唐。但他的故事至少证明了一点：外求的快乐有时而尽，它的逻辑与鸦片类似，耽溺与空虚并存，快乐会被附送不快乐。赫曼赫塞说：“快乐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对象。”这句话倒可以替薛西斯一世的故事当成脚注。
有一个英国学者坎贝尔以这两个对比当做引子，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他说，外求的快乐有时而穷，向自己里面寻找的快乐却永远无限。前者是“一度享乐主义”，后者乃是“二度享乐主义”。他当然不是在鼓吹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那种颜回式的快乐；而是在替“济慈式的快乐”寻找理论基础。他说道，长期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于一种“快乐—感官—奢侈复合情结”，到了今天，显然已需要自我提升。
“二度享乐”是对快乐的重新思考与重新定义。它主要是指文学艺术以及对美感经验的掌握。它不以可欲之物为对象，而是以有情有美的角度来和世界互动，由于它是感觉与想象，因而它没有边界；由于它没有可欲，因而可以在自己里面完成。“二度享乐”可以给人最纯粹的快乐感觉，甚至还会被附赠变化气质这个礼物。
近年来，我们的物质消费更盛，依赖式的、一窝蜂式的商品与广告快乐主义广为流行，于是，忽然想起了薛西斯一世那个追求快乐而终不可得的故事。
热夏
前代美国作家史坦贝克擅写美国南方的酷热与凋敝。他写道：“太阳用热鞭笞着大地。” 而波兰裔的英国作家康拉德，则到闷热的刚果跑船，他后来这样写热：“石头闪着亮光，似乎成了灰烬，兀自在那里冒着烟。”
酷热难耐，当年的杜甫大概最懂其中况味，因而遂曰：“炎赫洗流汗，低垂气不苏。”真正的酷热，不只汗出如雨而已，它让人热得坐立不安，让人疲惫不堪。热到极点，真让人想化成水族，到清水绿波里去逍遥避暑。
而说到热，就想到我们愈来愈衰退的抗热和避热能力。以前的人，生理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运转，尽管溽暑难耐，但生理却可自我调整而应付。小时候在南部半城半郊中长大，每逢盛夏，一堆孩子却活得生龙活虎，可以顶着大太阳赤膊打一天球，人晒成红人，几天后，背部刺痛无比，再过一个多星期，脱掉一层皮，一切又回复原样。脱皮的时候，你帮我撕皮，我帮你撕皮，居然也会成为一种难忘的乐趣。
盛暑是儿童的最爱。可以爬苦楝树抓漂亮的七星天牛，可以到凤凰树下的漏斗形小洞里去抓蚁狮；而相思树及铁刀木则是小黄蝶毛毛虫的温床，也没有谁碰了毛毛虫之后皮肤敏感的。以前，盛暑的酷热是生命最活跃的季节。
然而，文明正在改变着人种和人的生理，因而酷热遂变得愈来愈难以忍受。以前的每个身体都有较大的弹性调节空间，而今天的身体靠着外在的冷暖气的人工调节，它的自主调节能力遂愈来愈用进废退，近代哲学家总喜欢说人的主体和身体，但一讲到冷热与身体，这个身体究竟是什么，其实也不那么确定了。我们的身体在文明中被不断改变。
而这时就想到酷暑中的那些植物。酷暑里，活得最喧哗的，乃是户外及山丘上的那些野草和野树。山丘上，成簇的台湾油桐长得最猖獗，银灰色的心形大叶在风中翻飞，远看倒像是成片的花絮。而除了油桐外，几乎所有的植物莫不在酷暑中开始成荫。那天走过台北街道，不经意地抬头。没有多久前还是光秃秃的木棉怎么都已成荫了!有个朋友说，春夏之交，如果有点耐性去守候抽芽的木棉，可以听到树叶成长的声音，也可以看到它一寸寸长大的样子。我听从他的劝告，决定找个时候去守候木棉，但今年我毕竟仍错过了机会。 溽暑难耐，有天深夜走出屋外，看着蒙蒙杂树，听着比以前大声的蛙叫虫鸣，热似乎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摘自《有光的所在》，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版，定价：2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