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作者出生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对他简直就是灾难，但差生遇上了教导有方的恩师，使他最终完成了学业并当上了教师和作家。

一位法语老师

    我上二年级。

    他发现了我是怎样一个人：一个真诚的爱编故事的人、高高兴兴的自杀者。

    我功课学不会，作业不做，准备的理由却越来越有创造性，对我的这种能力，法语老师无疑十分惊讶，他就决定免掉我的论说文，让我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必须每周写出一章，一个学期内创作出一部小说。题材自由选择，但是要求我提供的稿子没有错别字，“提高批评水平的故事”。(整部小说我全忘记了，但是还记得这句指点的话。)这位教师已经上了年纪，他将一生的最后几年贡献给了我们。他要贴补点退休金，就到巴黎北郊这所私立程度最高的学校。他发现了我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于是心里就想，不管会不会拼写，要让我学习开窍，就必须用讲故事的形式激励我。我满怀激情写这部小说，借助词典，一丝不苟地修改每个词(从那天起，我就词典不离手了)，每周交出一章，就像专业的连载小说家那样准时。现在想来，那篇故事一定很悲惨，当时我深受托马斯·哈代的影响。哈代的小说就是由误会酿成灾祸，由灾祸导致无可挽回的悲剧，这特别迎合我对命运的兴趣：从一开始，人就无能为力，这正是我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那一年，我的学习有了实质的进步，无论哪门功课，但是从我上学以来，一位老师破天荒第一遭给了我一种身份。在某个人的眼里，我以学生身份还是存在着，如同一个人要沿着一条线路走下去，而且要坚持到底。显而易见，我对恩人感激涕零。老先生尽管保持一定距离，还是成为我的秘密读物的知情人。

    “说说看，佩纳齐奥尼，现在看什么书呢?”

    要知道，闲书还是看的。

    当时哪里晓得，看闲书会救了我。

    那个时期可不像如今，看闲书并不是什么荒唐的壮举。那时看小说，被视为浪费时间，以妨害学习而著称，在我们的学习时间里是禁止的。因此，我有了秘密阅读的爱好：小说包上书皮，好像课本一样，藏在一切可能藏匿的地方，夜晚打着手电阅读，不去做体操，只要我能单独捧着一本书，什么办法都行。正是住校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我需要一个属于我的世界，这便是书的世界。我在家里，主要是看着别人阅读：父亲坐在扶手椅上，一边抽着烟斗，用无名指漫不经心地划着一丝不乱的头发分缝儿，一边在圆锥形的灯罩下，看着放在交叉膝上的一本书。开头阶段我看书，也许仅仅是为了模仿这些姿态，并且探索别种姿势。我看书的时候，身体摆好姿势；处于持续不断的惬意中。问我看什么书吗?安徒生的童话，只为在《丑小鸭》中体会认同感；当然还有大仲马的小说；欣赏那些侠肝义胆、斗剑飞骑的故事情节。还有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精彩小说《古斯泰·贝林》，我不知疲倦，陪伴这位被主教革职的醉醺醺而杰出的牧师，陪伴埃克比庄园其他的骑士，一同经历那种冒险生活。还有《战争与和平》，第一次阅读，看了娜达莎和安德烈王子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就被我压缩成一百来页；第二次阅读是上三年级，看了拿破仑史诗：奥斯特利茨战役、博罗底诺战役、莫斯科大火、从俄罗斯撤退(我曾画过巨幅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图，我秘密绘制的那些小人儿在战场上相互厮杀)，顶多有两三百页。上二年级又看了一次，主要是彼尔·别竺豪夫的友谊(另一个丑小鸭，但是别人想不到他懂得那么多事情)；最后，到高中毕业班时，通读了整部小说，了解了俄罗斯、库图佐夫这个人物、克劳塞维茨、农业改革以及托尔斯泰。当然也看了狄更斯的小说——奥利佛·退斯特也有我这种需要——艾米莉·勃朗特，她的精神在向我呼救；还有史蒂文森、杰克·伦敦、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赌徒》。就是这样，我在家里能找见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当然还有《丁丁历险记》、《假丫头史比露》、《足迹》以及《鲍伯·莫兰一家》，这些都是那时期风行的读物。我带到学校的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列入教学计划。谁也不会向我提这方面的问题。任何目光也不会从我肩上射过来，读这些文字：我和小说的作者，我们就单独相处。我阅读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在自学成才，不知道这些书唤起我内心的一种欲望，甚至在书中情节忘记之后，而这欲望犹存。少年的这些读物的终结，就是四扇通向世界标志的门，四本不可能再迥异的书：《危险的关系》、《逆向》、罗兰·巴特的《神话集》和佩雷克的《物》，然而，这四本书却在我身上织成紧密的亲缘联系，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我至今还没搞明白。

    我不是个品位高雅的读者。请福楼拜不要见怪，我看书就像15岁的爱玛·包法利那样，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受，而我的感受，幸好没有餍足的时候。我阅读这些小说，对我的学习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补益。同我接受的所有思想相反，狼吞虎咽看过的数千页文字，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加强我的拼写能力，直到今天，我提笔还总是犹豫，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我那些词典。是的，暂时克服我拼写错误的作品(暂时这个字眼使拼写错误成为常态可能了)，则是我那位老师要求我创作的那部小说：他审读我的小说，绝不肯降低水准，来纠正错别字。我交给他的手稿，不能有拼写错误。总之，一位教育天才。也许仅仅对我如此，也许仅仅符合这种情况，但不失为一位天才。

另外三位老师

    巴尔先生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吗?还有，次年教我们的吉小姐，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吗?再有，我复读的毕业班的老师S先生，也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哲学家吗?想必如此，不过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仅仅了解这三人身上寄寓着传授他们课程的这种激情。他们就是用这种激情武装起来，一直下到我气馁的深底寻找我，等到我在他们的课堂站稳脚跟才放手，而他们的课堂显示，这正是我一生的前厅。他们并不是特殊关怀我，无论好学生和差生，他们都一视同仁，并且善于激发差生听懂课程的愿望。他们一步一步陪伴我们的努力，乐见我们的进步，对我们的迟缓也不丧失耐心，从不把我们的失利视为个人的耻辱，但是要求我们很严，尤其这种严格要求是建立在他们本人教学的质量、一贯认真和慷慨的基础之上。此外，很难想象还有比他们更不同的教师：巴尔先生，笑眯眯的平静神态，就是一尊数学菩萨；吉小姐则相反，应是一种陆地龙卷风，把我们从懒惰状态中拔出来，以便把我们卷进历史纷乱的课程里；至于S先生，怀疑论者的哲学教师，以尖形为特征(尖鼻子、尖帽子、尖尖突出的肚子)，沉稳不动，极有洞察力，他给我脑子留下乱哄哄的问题，到了晚上我还急切想回答。我交给他写得很长的论说文，他誉为详尽，从而暗示他更喜欢批改简洁的作业。

    综合考虑，这三位教师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放弃。他们不容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有多少回因为拼写错误太多，吉小姐让我重做作业?有多少回巴尔先生见我在走廊失神，或者在自习室冥想，就给我上辅导课?“既然我们都在这儿，佩纳齐奥尼，我们学一刻钟数学好吗?好了，就上一刻钟……”)

    此外，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风格。他们在传授知识中是艺术家。他们讲课，当然是言传的行为，但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知识的传授近乎自发的创造了。他们游刃有余，将每个课时都变成一个事件，我们因为亲历而能牢牢记住。看来，吉小姐复活了历史，巴尔先生重新发现了数学，苏格拉底通过S先生的口表述!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如同构成那天讲授内容主题的定理、和平协定或根本思想那样令人难忘。他们讲课就在创造重大事件。

    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就此而止。至少，他们表面的影响是如此。在他们所体现的课程之外，他们就不想对我们施加影响。他们不一样，而那些爱炫耀的教师，就总讲自己影响了多少苦于缺少父亲形象的青少年。至少，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救学生的老师吗?至于我们，我们是他们的数学课、历史课和哲学课的学生，而且仅仅是他们的学生。诚然，我们就像一个非常封闭的俱乐部会员那样，产生一种略显时髦的自豪感；不过，假如他们得知45年后，他们的一名学子多亏了他们而成为教师，出色地扮演弟子角色，为他们立起了一尊雕像，那么他们肯定会头一个感到吃惊!尤其是他们正像我的那位勒布朗—梅尼勒的大提琴手，一旦回到家中，除了批改作业或者备课，恐怕就不大考虑我们了。他们肯定还有其他关注点，有一种开放式的好奇心，借以增长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上课能那样紧凑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吉小姐，我觉得她那胃口能吞下她那些图书和世界。)这些老师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知识，甚至还有对知识的渴求!他们教给我们的是传授知识的兴趣。因此，我们饥肠辘辘去上他们的课。我不敢说我们感到他们喜爱我们，但是肯定看重我们(今天的青年则讲“尊重”)，这种看重一直体现到批改我们的作业，批语完全针对我们每个人。典型是我们上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级的历史老师博姆先生的批改。他要求我们的论说文后面留一张空白页，他好能用打字机以单行距，用红铅字打上每份作业的详尽答案!

    我在中学最后几年遇见的这些老师，大大改变了我对其他那些教师的看法。那些教师总把他们的学生简化为“这个班”，一个不稳定的整体，他们一提起“这个班”，就使用“最差”的字眼。在他们眼里，我们总是他们教学生涯中教的最差的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或毕业班，他们教过的班级从未如此……这样……就好像他们的受众一年不如一年，不配听他们的课了。他们向校领导抱怨，在班级委员会上，在家长会议上大发牢骚。他们的诉苦唤起我们身上一种特殊的凶残，类似遭遇海难的人那种疯狂，非要揪住让船触礁的懦夫船长同归于尽不可。(对，这不过是一种意象……这么说吧，他们尤其是我们理想的罪人，我们也同样是他们理想的罪人；他们通常的抑郁症维系着我们身上一种解气的凶狠。)

    他们当中最可怕的人是布拉马尔先生(布拉马尔是个绰号)，我9岁那年的可鄙刽子手，他给我打的坏分数，多如雨点落到我头上，时至今日，我还被卡在行政级别的尾部，有时不免把我等候的票号视为布拉马尔的判决：“No.175，佩纳齐奥尼，总是远离祝贺!”

    再如那位自然科学课教师，在我中学最后一年教我，正是由于他，我才被开除出那所中学。他抱怨“这个班”平均起来，也不会超过3.5/20，而他的不慎之举，就是问我们是什么缘故。他扬起额头，伸出下颏，耷拉下眼皮，问道：

    “怎么样，谁能解释一下这种……功绩吗?”

    我礼貌地举起食指，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或者我们班的统计出现巨大谬误(32名学生，在自然科学课不可能超过3.5的平均数)，或者这种饥饿的结果表明这种可有可无的教学质量。

    他一定对我的回答满意，我猜想。

    不料却被赶出教室。

    “英勇，但是徒劳，”一个同学向我指出，“你可知道一位教师和一件工具之间的差异?不知道?坏教师不可救药。”

    结果被开除。

    我父亲当然怒不可遏。

    那些年日常的怨恨，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

    （摘自《上学的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定价：25.00元）